龍應台文化基金會14日晚間，舉辦「不尋常對話」講座，以「人還是熊？——跨越藩籬尋找和解」為題，邀請《聯合報》副總編輯蔡惠萍，與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進行對談，探討當黑熊的生態與人類的狩獵傳統產生衝突時，是否存在和解之道。在人與熊、都市與山村，以及原住民族與政府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是否有更好的選擇。
戴興盛說，台灣在過去1960、70、80年代時，除了原住民族傳統生活慣習的狩獵之外，商業性的狩獵活動也相當多的，所以當時到處都可以看到山產店。在1989年，政府訂立了《野生動物保育法》，它實質上禁止了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導致了原住民族傳統狩獵的慣習、社會文化有遭受滅絕的疑慮，所以後來野保法有修正、有條件開放原住民族狩獵，但因為實質的申請的條件還是非常繁複困難，所以禁獵的效果還是非常強烈。
戴興盛分享，他過去透過國科會計畫，去研究原住民族狩獵活動與野生動物保育的關係時，當時在原住民族社群裡是一片風聲鶴唳，只要一表明是要研究這個主題，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不敢碰觸這議題，「因為如果你承認知道這個議題的話，代表你在當時是有可能涉及非法活動」。
講座過程中，講者們也討論到「狩獵自主管理」以及「生態服務給付」等政策，如何改變了傳統被污名化的原住民族狩獵行為。戴興盛說，他自己很有感的一件事是，當他在2010年去部落做研究時，當時部落對於林務局的觀感是非常負面的，畢竟傳統部落下的獵人，是原住民族社會的英雄，但在野保法以及林務局的措施下，他們就變成罪犯，這樣的角色轉變，的確讓原住民族身上背負了很多的污名。但是到了最近這些新的保育政策推動之後，他們的角色又轉變成一個生態系的守護者、照管者。他們不僅僅只是來使用自然資源，甚至回到他自己傳統獵人的積極角色。這種榮耀感的激勵，讓他們覺得對這個社會有重大的貢獻，是個非常重大、正面的轉變。
蔡惠萍也說，這些政策確實在部落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她採訪了花蓮的吉拉米代（Cilamitay）部落，他們大概在2017年的時候就加入了狩獵自主計畫，但當時原住民與林務局的關係很緊張，即便有年輕人願意加入，也是會擔心：如果這是要「引蛇出洞」怎麼辦？可是他們也認為狩獵這件事應該要光明正大地去做，而不是偷偷摸摸。她去訪問時，對方已經參加計畫約5、6年的時間，受訪者說他們整個部落都改變了，包括他們的小孩終於知道，「我們不是只會唱歌、我們不是只會跳舞，我們還會狩獵。」大家也變得願意去打獵，而不是像以前都不敢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