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已經呈現成長趨緩。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其中最重要的是改變積累模式，大幅度提高工資與社會福利，賦予大眾階級購買力，發展國內市場。但這個經濟改革必然衝擊既得利益集團。此外，中國需要進行政治改革，引進更具民意基礎的問責模式，擴大人民的參政權。但是，習近平執政後，對應方式是「打貪」，並加強集中統治權力，通過更強大的黨國紀律來整肅官場行為，但絕不碰觸體制問題。
中國政府不僅不願意在政治上鬆綁，反而嚴厲打壓社會抵抗力量，傳達「七不講」政策，執行高科技監控，被稱為「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這代表中共政權正當性在退卻，轉而以更精密的手法監控社會。在此令人窒息的政治體制下，缺乏思想自由與創新空間，不利市場經濟發展。民營資本也必須尋求國家資本或紅二代資本的結盟與庇護，進而加入國內市場的尋租遊戲。在此結構下，真正的私營資本生存困難，也難以茁壯。這些趨勢都不利於持續成長，更難以改善所得分配。
2018年3月，中國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制，習近平獲得「終身領導」權力。國家領導人終身制延後了政權繼承的問題，短期來看是緩和黨內精英的繼承競爭，似乎有利於習近平政權聚焦在其認為迫切的議題上；但長期而言，它打破了過去二十年兩屆領導權的繼承規則，更嚴重的是，領導終身制雖凍結了「政治決斷」的時間壓力，卻拖延了中國從事根本性政經改革的時機。
以上所論是中國內部問題引發的不安全感。但是，這本書強調第二種不安全感的來源：中國的國土與人口規模、戰略地緣與地理環境，使其國家安全隨時處在脆弱而敏感的邊緣。本書以頗具創意的圖像思考出發，指出以中國為中心的四道同心圓，構成了威脅這個國家安全的四環戰略環境。第一環：中國實際管轄或宣稱擁有的領土。第二環：中國的二十個鄰國。第三環由與中國鄰接的六個區域體系組成：東北亞、大洋洲、東南亞大陸、東南亞沿海、南亞、中亞第四環：其他世界地區。台灣讀者會有興趣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環？根據本書的說法，台灣屬於第一環，因為台灣是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一省；台灣也屬於第二環，因為台灣實質獨立自主，並成為干擾中國外交的一大難題，因此台灣是中國周邊的第二十一個政治行動者。中國夾處在如此眾多複雜的區域體系以及強權利益中間，使得固有的安全環境顯得敏感而脆弱，再加上自1978年後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自然也牽制了中南海決策者的選項。
因此，外交環境中的不安全感，來自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也來自於中國還在摸索：如何在這個變動的國際體系中找尋、確認自己的「身分認同」。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實是「文化工具箱」裡頭的一個零組件，可以活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環環相扣，意識形態論述可以隨著現實利益關係的變遷而調整。例如，毛澤東時代同時對抗美蘇之時，北京的外交眼光看向第三世界國家，而有「自力更生」與「不結盟運動」，然而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年代，停止了革命輸出，與西方國家進行「關係正常化」，基本上，也拋棄了第三世界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