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政治狀況與升學競爭相同，使青年們產生「大人們說的與做的不一樣」的不信任感。某全共鬥的前運動家於二〇〇三年如此回憶：全共鬥運動會發生，是因「『大人們說的與做的不一樣，都在扯謊，不能相信』這種青春期獨有的叛逆感，以及政治─社會體制上建制派背叛了戰後的價值觀與期待，我認為這些感覺同步、共振、增幅才產生了運動。」
這位運動家主張的「『大人們說的與做的不一樣』的措辭」，在全共鬥運動中被反覆使用。全共鬥運動中，針對那些高唱社會批判卻不參與或不支持青年們行動的「進步知識分子」進行了強烈的批判，青年們將這類知識分子的作法視為對「戰後民主主義」的欺瞞。
這種對「大人們」的不信任，是當時覺醒青年的廣泛共識。一九六八年，某高中的校報上刊登了三年級女生的文章，如此寫道：
我感到很害怕。沒有選舉權的我們無計可施，在不安中關注著日本逐漸變得反動化。〔一九六七年把二戰前的「紀元節」〕訂為建國紀念日，復活日本神話，自衛隊益發強大，核潛艦、核動力航母相繼停靠日本港口，運輸「美罐」、B52轟炸機墜機引發大火，七〇年安保固定化的舉動……。對此我們應保持沉默繼續唸書嗎？大人們以為我們還能唸書嗎？大人們有做些什麼扭轉危機嗎？為了讓我們能繼續讀書，他們不做些什麼嗎？
這種對「大人」的批判，在當時青年的發言中屢屢可見。一九六八年二月，參加反戰遊行的高中生在雜誌的座談會上表示：「我發現大人非常不爭氣。如果大人們好好幹，我們就能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無需來參加遊行。因為大人們太窩囊，所以我們才不得不做點什麼，因為我們意識中認定，不能把一切都交給大人。」
這種對「大人」的不信任感與反戰情感，自然地與對升學競爭的懷疑連成一氣，一九六八年起參加反戰活動的都立高中二年級女學生給當時的雜誌投稿，文中如此敘述：「高中的老師們為了升學率熱中於打造半成品，特別是，不論是我就學的都立高中或地方的高中，都墮落成被稱為『名門』學校的半成品製作專門工廠。這是不關心政治與社會的大人們所打造的狀況，更是政治腐敗所造成的狀況。」
不過這種看法在青年中非佔多數。如前述總理府青少年局的調查所示，超過半數的高中生認為經濟高度成長使享受生活成為可能，滿足於「自我中心式的，所謂小市民的生活目標」，而「對社會的正義感或社會貢獻具有強烈意識」者約有二十六％。唯有在初等教育中接受反戰和平理念的部分青年，反對滿足於「小市民的生活目標」的同學與「大人」，才會有上述情緒。
日後參加聯合赤軍的加藤倫教，他家中的三兄弟全加入聯合赤軍。他們的父親是強烈想要出人頭地的前地主小學老師，拚命驅策兒子們讀書升學。加藤倫教在回憶錄中如此敘述：
「對父親的生存方式做出反彈，與對物質經濟發展和為滿足欲望而奔忙的戰後日本社會的反感重疊，再加上反對越戰的心情──這是［兄弟］三人共通的想法。恐怕當時與我們兄弟抱持同樣想法的青年應該很多吧。」「面對抱持絕對價值觀的父親，我們感到與他完全對立的，便是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內心尋思，如果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就能找到自身的『所屬之地』。」
越戰驅使青年加入反戰鬥爭，將他們培養成反對滿足於經濟高度成長且協助越戰的「大人」。這些因素即是青年反叛的基本背景。
＊作者小熊英二，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四冊不分售∕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