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式司法提供一個安全可靠的對話平台，讓雙方能面對面談話，讓雙方都可以說出他們因這事件所遭受的心理、生理上的痛苦及創傷，相互理解與同理，著重在修補傷害而不一定以判定對錯、認錯或追究責任為前提，故醫方可以安全地對病方所經歷之傷害與痛苦表達「難過」、「遺憾」等，使病方得到撫慰；病方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的心聲並真誠地對醫方表示肯定與謝意，使醫病關係得以修復。
從台中成功修復的一個醫糾案例，不但印證修復式司法模式可以運用於醫療案件之可行性，更看出其效果優於傳統調處（案例姓名及情況經改編）。
小美為具有醫護背景之女性病人，在林醫師之診所進行剖腹產，術後有持續發燒及傷口上方紅腫熱痛等情況。經在診所治療觀察數日仍未改善，病人要求轉院至醫學中心，因傷口嚴重感染，進行兩次清創手術始穩定。小美出院後，仍因疼痛及情緒低落無法工作，甚至無心力照顧新生嬰兒。病人與家屬主張林醫師在傷口照顧及轉院時點之判斷有過失，要求賠償含精神撫慰金等合計669,865元整。
他們曾委託友人與院方交涉無效，兩個月後提出刑事告訴，檢方移送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兩次調解失敗。隔年再委由林醫師辯護人為雙方進行和解，亦告失敗，兩年後轉修復式司法。
促進者為病方與醫方交互進行各兩次會前會，及一次雙方和支持者共同參加的修復會議。病方的第一次會前會，促進者運用善意溝通、積極傾聽，從病人及家屬對醫方的各種嚴厲指控中，同理並肯定伊等內在的感受與需要，消除病方防衛心，使矛頭對外的攻擊轉而關注在自己需要的滿足，並憶起醫病間曾經有過的良好互動經驗。尤其，促進者巧妙一句話的回饋：「所以你有瞭解這可能是表面，後面的事實是林醫師的恐懼，恐懼要負責任，而不是不知道?」，讓病人重新意識到林醫師的人性，消除訴訟以來對醫生的「敵人形象」，而在會談的最後說出「不要再那麼（嘆..）起碼以後回頭林醫師還是暖男，我對他的信任是對的，讓我覺得我的決定是對的」，將本件的訴求重點移至對自己人生信念及選擇的肯定。
醫方的第一次會前會，林醫師由一開始「講的好像演一齣戲，就是希望得到一筆錢」，充份對病人的不信任，到結束時說：「我思考一下，要談這麼多，會想看看有沒有那個意義？」開啟了後續對話之可能。
第二次醫方會前會，當林醫師最後說出「有時人真的會有盲點，太多自我保護，也許聽聽非當事人，會有不同角度。我會想想看自己有沒有盲點……」時，他具備直接對話的條件。
第二次病方會前會，在促進者充份的同理與支持下，病方開始意識到自己對醫療對錯的堅持，實際上是種失望的感受，並開始同理醫師在訴訟過程中所受的苦，主動表示「我也不想讓醫師有罪人的感覺。先平靜地透過對話，讓雙方了解彼此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