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文獻脈絡來看，台灣左翼從一開始就是在國際主義的架構之下，以反帝、反殖奠基，對於世界革命，尤其是蘇聯和中共的變天翻身，有深厚的同情和嚮往。
到了2015年，自許為「左翼」的新生勢力與上述脈絡基本上沒有任何繼承關係。其中有日據殖民的懷舊感恩者，有美式民主做為普世價值的頌揚者，有言及中共必然咬牙切齒者……或者，有類似近年流行於歐洲的所謂「波希米亞左派」或「魚子醬左派」者，前者浪漫新潮至上，後者則是有錢有閒者的人間遊戲。
當然，也不排除在某個幽暗的角落，在某個讀書會的小小空間裡，還存在著對社會主義有信仰，對世界革命有情感的零散個體。既不成「派」，也無「翼」可言，頂多只能說是「左仔」。
想想西部片的「牛仔」，曠野斜陽，一匹馬，一把槍，一個拉長的身影，孤獨，清冷，不受紀律，不愛組織……偶爾路見不平，也只能在荒鎮酒館，暗暗飲恨。
傳統左翼核心內涵的回歸
有國際左翼視野的人會問道：左翼在現今資本主義當道的社會，要如何實踐？如何抵抗？
對於這樣的問題，很容易放得太遠，想得太大，我寧願把它視為時事問題來思考。當今迫近在我們眼前的時事，就是歐洲的變局。歐洲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敏感地帶，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通常受到地域的局限(譬如中國歷來的改朝換代)，一旦發生在歐洲，則小小星火常帶來燎原之勢。譬如文藝復興、宗教戰爭、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巴黎公社、兩次世界大戰、1968年5月學運、柏林圍牆倒塌……一個事件即足以預兆全球性的變局。
2015年，我們看到的時事，就是南歐的變局。
在希臘，正式成立不到兩年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於今年1月的國會選舉大獲全勝，取得執政地位。Syriza在政治光譜中被定位為「反體制」的組合，反私有化，反市場導向的政策，反對經濟鬆綁去管制化……簡而言之，反對資本主義最核心的既定內涵。
在西班牙，源自憤怒者運動的Podemos政黨(意為「我們能！」)，成立才四個月，即在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取得超過百萬張選票，成為足以左右政局的大黨。今年5月下旬的地方選舉，Podemos斬獲更多。西班牙巴塞隆納和馬德里兩大城市都被左翼女性候選人攻下。6月13日才剛上任的馬德里市長馬妞拉‧卡莫那(Manuela Carmena)是71歲的女法官，自年輕時代就是反弗朗哥法西斯政權的健將。巴塞隆納新任市長艾達‧柯婁(Ada Colau)則長期帶領反抗房地產霸權的鬥爭，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之下，曾經成功阻撓了超過1600樁弱勢居住者的強制驅逐案。Podemos聯合其他左翼團體，協助兩位女鬥士成功攻下市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