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什麼是「左翼」？如何定義「左翼」？這兩年來，「左翼」在台灣似乎變成一個流行用語。上街頭的，以「左」號召；新生的政治勢力，以「左」自許。不過，在台灣我們普遍面臨一個共同問題：越流行就越說不清。
內含道德優越感的辭彙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在《革命的年代》第一句話就是：「辭彙經常是比文獻更響亮的證言。」
你如果問我什麼是「左翼」，那麼，這首先就是辭彙的問題，我們就從辭彙開始談起。台灣當今社運圈有兩個辭彙甚為響亮，十分流行，而且不需要任何文獻作為支撐。
其一是「左翼」，其二是「綠色」。
談「左翼」，就代表重視公平正義。標榜「綠色」，即自許為生態環境的守護者。
這種辭彙本身內含道德優越感，做為訴求，既有力可使，又有利可圖，正好符合政治競逐的需要。
在西方，偶或太過重視文獻，談「綠色」，得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無限制經濟成長和市場自由擴張所導致的環境破壞開始談起，於是在制度思考上，難免觸及生產關係和經濟模式的變革，體認到生態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衝突。談「左翼」，則難免追溯到大革命對舊體制的翻轉，涉及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信念，乃至對於資本主義帝國殖民的反思。
台灣靈活多了，在美、日文化浸潤之下，做為金融資本主義全球自由市場在亞洲的一顆小棋子，對自我角色不需省思，不需要有任何制度轉換的想像，而對於「左翼」和「綠色」依然可以有感覺良好的嚮往。
但是，真要論辭彙的力量，沒有什麼比得過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可以死而復生，甚至可以把內部矛盾轉化為成長的養分。譬如，當代社會環境意識的提高，原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消費過兇的指控，是意圖抑制可能引發生態災難的經濟發展模式。詎料，在「綠色建築」、「綠色能源」、「綠色消費」(乃至「綠色政黨」)的標籤之下，原先無法計價，難以買賣的自然元素都一一成為可以開發的商品，進一步擴大了自由市場的規模。
「左翼」這個辭彙放到今日的台灣，大概也是一樣的道理。即使在政治上形成組織，它不僅不會威脅到資本主義既定體制，而且可以在吸納內部矛盾之後，方便既定勢力在選票市場上的擴張。
無「左翼」，有「左仔」
當然，如果要從文獻上去談「台灣左翼」，那麼不能不追溯到日據時代反帝、反殖的傳統。1925年由台灣文化協會左翼系統所領導的「二林蔗農事件」可以說是全亞洲反殖民鬥爭的先聲。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基本上就直接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揮。此外，早年台灣左翼當中還有相當活躍的無政府主義系統，1926年於台北成立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主張暴力暗殺直接行動，翌年就有44名成員被日本當局逮捕。具體而言，台灣左翼的組織化行動為期甚短，在1931年就遭到全面大整肅、重要幹部多被逮捕，發展無以為繼。二戰之後，中共勢力快速擴張，台灣左翼力量再起，但是隨著蔣介石政權轉移，1950年韓戰爆發，台灣被編列為全球冷戰格局中的「反共堡壘」，在動員戡亂戒嚴體制之下，潛在的社會主義信仰者，或槍斃，或陷獄。戒嚴令於1987年解除，反共遺緒則蔓延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