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還能發揮多大作用？
他們以兼顧精英和平民的中間立場和橫跨所謂體制內外的身份，以包含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話語，利用他們豐富的社會資本，成功地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言論，既有對地方權貴─資本主義的批評、也有對平民階級的同情和對國軍老兵的民族主義關懷，幾乎以他們特有的軍隊出身連續著共和國的法統繼承，也區別於199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主流，幾乎標志著他們作為曾經「反叛」一代的回歸，酷似歐、美1968「造反一代」從1990年代向社會主流的回歸。在冷戰後剛剛開始的全球化時代，他們戒掉毒癮，去掉染發和嬉皮士標記，重新穿上西裝，到律師樓上班，過著穩定的核心家庭生活，也選出克林頓、布萊爾、菲舍爾這樣的自由派明星政客，試圖開闢不同於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當然，迄今為止，外界還很難估計崔永元所代表的這一新力量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們的政治立場與習近平代表的紅二代精英集團相比是否具有足夠的差異性，似乎現在就談論第三條道路尚為時過早。但是，在當下全球范圍的新認同政治時代，當習近平執政六年來分別以反腐運動和反顏色革命為名逐一摧毀或瓦解了舊的官僚─利益集團和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知識分子和NGO）之後，在認同政治的自然驅動下，文化上最早反叛、經濟上相對貧困、政治上一度邊緣化的軍隊大院子弟群體似乎正在重新集結，填補政治真空，並且以相當微妙的差異性拉開與習近平集團的距離。
例如，本來同屬紅二代集團的劉少奇之子劉源，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召開之際，公開出版了對父親的回憶錄《夢會萬里 保黃衛華》，罕有地強調一向被認為「白區黨領袖」的劉少奇也是建軍元老，並且親自領導了導致韓戰結束後也是史達林死後中國政策的轉折──援越抗法戰爭，即1954年奠邊府戰役所標志的中國東南亞政策轉型，直到1965年「9.30」印尼共倒台。
劉源的這一動作和書中評論，普遍被北京的觀察家認為是對軍隊反腐做出關鍵貢獻的劉源在表達兔死狗烹之意，並向習近平的新毛主義表示不滿。這種境況不獨劉源獨有，被認為代表「殘存話語權」的崔永元和整個軍隊大院子弟群體都有著或多或少的相同不滿，而且更重要的，他們得到了正在全國范圍如火如荼展開的復轉退軍人抗議運動的呼應。
似乎，崔永元等大院子弟在社群媒體，復轉退軍人在街頭，兩支相互同情的軍隊關聯力量正在匯合而成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和社會運動，而其組織性、社會資源和話語能力都是此前任何運動都難以匹敵的，也具有空前的體制契合能力。能否形成真正的第三條道路，在習近平集團之外成為一支相對獨立的政治勢力，唯一不確定的，或者只是時間問題。
德國之聲客座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