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外界以奇蹟形容的經濟成長和民主發展，文化受到世人關注和接受，在韓國人眼中更是奇蹟，他們自己都無法置信，更不用說解釋。但是事實確實如此，這令他們驚奇不已，代表他們的獨特有其長處，也合乎時宜，韓國人向來告訴自己他們獨一無二，卻不知道除了獨特語言的表象之外還有些什麼。他們習慣把自己形容為井底之蛙，與眾不同、孤孤單單，不確定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他們心想，也許獨特不是好事，尤其是世人只認識李承晚、朴正熙、金日成、文鮮明、金正日這些惡名昭彰韓國人的時候。他們始終不懂自己身上有什麼讓世人喜歡並欣賞的特質，現在外人靠在井邊，幫助青蛙爬出，只是青蛙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他們會學習，這將是對他們的肯定。
當然，就像其他社會一樣，韓國人早就喜歡並欣賞自己的藝術、音樂、文學、電影和電視，並且正如我們預期的，在近代受到海外文化影響，尤其是美國文化影響的時候，他們努力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其中的故事十分有趣，但是我們這裡的主題不是韓國人如何詮釋生活或從事什麼娛樂活動，而是探討韓國藝術如何、為何、何時啟航，並在國外的港口受到歡迎。
裡頭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是文化的商機，我們可以看到在海外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形式，至少就現階段而言，都是由大企業把持；再來是政府也提倡所謂的「軟實力」，不過主要是為了經濟而推動文化出口的風潮；最後當然是深具才華的藝術家，他們不但在自己的領域發光發亮，也有力地反駁對本土教育制度壓抑創意的指控。
其中蘊含的是集體的驅策力量，推動南韓人向外發展。
以音樂為例，自從一九九二年，二十歲的徐太志混合饒舌、搖滾樂和傳統音樂，為南韓樂壇注入新風格開始，娛樂圈就一直大聲問，南韓的歌手什麼時候會在美國走紅，「英國人入侵了，什麼時候換成我們？」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到成功的渴望，就像其他領域的藝術一樣。每年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文學獎得主，記者都在詩人高銀住所外待命，立博曾經在二○一五年開出二十比一的賭盤，結果宣布的得獎者是他們從來沒聽過的外國人，他們心想：「還有沒有其他人可以推出去？」
這個問題透露出國族主義的不安全感，與一般的職業抱負無關，也並非出自藝術家本人的渴望。
「成為世界知名作家的重要特質，是擁有一種特殊的自信，也是強烈的信念，相信自己寫的東西有價值。」高銀的英文譯者安東尼修士如此表示。
高銀到國外與其他非常知名的作家見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那類的作家，他們馬上認出他是「和我們同類的人」，即使語言不通。他就是有那種國際知名作家的氣勢。韓國人完全無法理解這點，一般韓國人會意識到外國人和他們不一樣，馬上就感到無所適從，甚至覺得自己不如人，乾脆放棄溝通。高銀獨來獨往，就像所有偉大的作家那樣。在韓國的社會，拒絕按照社會慣例做事的人會被排除在外，他的朋友很少，幾乎沒有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