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很清楚：與後來「一戰」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相比，一九一四年危機期間政客們爾虞我詐所得到的任何所謂權益實在微不足道。當時的各國領袖們知道他們正在冒著怎樣的風險嗎？有種說法是，歐洲人普遍毫無根據地相信下一次的大陸衝突將類似於十八世紀那樣短暫而尖銳的內閣之爭，就如俗語中所說，人們還可以「來得及回家過耶誕節」。最近，這種「對短期戰爭的幻想」的說法也遭到質疑。德國的施里芬計畫是以大規模的閃電突擊戰對法國進攻，但就連施里芬的下屬都認為，接下來的戰爭無法取得快速的勝利，而恐怕會演變成「既步履艱難又充滿血腥的道路」。赫爾穆特．馮．毛奇也希望，倘若歐洲爆發戰爭，則能迅速結束戰鬥。但他也承認這場戰鬥有可能曠日持久，並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英國首相赫伯特．亞斯奎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底也曾將此役形容為「世界末日」近了。一些法國和俄國的將領則將它稱為一場「滅絕人類的戰爭」以及「文明的湮滅」。
他們都對這一點心知肚明，但他們真的切身感受到了嗎？這或許也是一九一四年之前與一九四五年之後最大的區別。在二十世紀五、六○年代，國家領導人和輿論都深刻地認識到核戰爭意味著什麼─—廣島和長崎升起的兩朵蘑菇雲是那時代一般民眾永遠的噩夢。也正因如此，往後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再也沒有發展到核戰爭的程度，但在一九一四年則完全不同。在許多政治家看來，對短期內結束戰爭的期望和對長期戰爭的恐懼相互抵消，讓人們不怯於冒險；一九一三年三月，《費加羅報》的一名記者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巴黎軍醫界領軍人物的報導。其中包括賈克—安布魯瓦茲．蒙波菲特（Jacques-Ambroise Monprofit）教授，他剛從希臘和塞爾維亞的軍事醫院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歸來，在那裡，他協助當地的軍醫建立起更高水準的手術標準。蒙波菲特注意到「被法國大炮（這些大炮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前就已經被賣給巴爾幹國家）炸傷的情況，不只造成的死亡人數最多，同時也會導致最恐怖的死亡方式─骨頭被震碎、肌肉組織被撕裂、胸部和頭部被炸得開花」。由於這種武器的殺傷效果過於殘忍，另一名傑出的軍醫安托萬．德佩奇（Antoine Depage）教授甚至提出對這種武器實施國際禁運，防止它出現在未來的戰爭當中。「我們理解他們的用心良苦，」記者評論道，「但只要我們有一天還可能陷入寡不敵眾的境地，我們就必須讓敵人知道我們有如此厲害的武器保衛自己，讓敵人恐懼……」這篇文章在結尾表示，法國應該為同時擁有讓人恐懼的武裝力量以及「一個能化腐朽為神奇的醫療組織」而高興。在「一戰」前的歐洲，諸如此類的文章比比皆是。從這層意義上來看，一九一四年的這些主角們像是一群夢遊者，他們懸著一顆心，卻又視而不見，他們被自己的夢困擾著，卻沒有一個人睜開眼去看看，他們將帶給這世界怎樣的一場災難。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一書，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英國劍橋大學歐洲現代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洲人文學院院士。曾於2007年榮獲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他曾因對德國歷史研究的突出貢獻，被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勛章。他所著的《夢遊者》被歷史學者們公認是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把史書寫到登峰造極之境。克拉克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都像患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高估自己、錯估形勢。因此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中的大悲劇。然而至今，一戰開戰已滿百年，而戰爭依舊不斷，世人如夢遊者一般，仍舊無知於己身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