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一戰的）罪責又該歸咎於誰呢？斷言德國及其盟友對戰爭的爆發有著道義上的責任，戰後的《凡爾賽條約》第二三一條規定，戰爭的罪責在於戰爭起源。戰後對德國的類似指責從未停止過，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費雪論文」，這份由佛里茨．費雪、伊曼努爾．蓋斯和幾名年輕的德國同事共同撰寫的二十世紀六○年代的文件裡，他們將德國視為引發戰爭的主要責任國。根據他們的觀點（拋開費雪一派內部的諸多變化不談），德國並非身不由己地被捲入戰爭，而是主動選擇了戰爭，或者應該說是一種更糟的情況，即德國人事先就策劃了此次戰爭，以圖借助戰爭的爆發打破歐洲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孤立，並躋身世界大國之列。對費雪論文的近期研究強調，德國學者之所以認為德國對「一戰」負有罪責，是源於他們對納粹時期的反思；費雪的觀點在許多地方遭人詬病。但即便如此，「費雪論文」的簡化版仍然被當作研究德國「一戰」時期心態的重要文獻。
我們真的有必要將戰爭的罪責怪到某個國家頭上嗎？或者我們真的有必要按照那些參戰國的責任程度，進而列出他們應該為戰爭爆發所承擔的罪責？在一份根據當時的文件所做的研究中，保羅．甘迺迪指出通過指責全部的國家或不指責任何的交戰國，來解決相關的戰爭緣由問題都「站不住腳」。甘迺迪暗示，強硬的做法不應該迴避問題。人們如果只是為責備而責備，最終並不能達到責備錯誤一方的目的，圍繞責備而進行的解釋只能夠構成一連串假設。人們普遍傾向首先假設在衝突中自有正確和錯誤的一方。塞爾維亞人尋求民族的統一是錯誤的嗎？奧地利人堅持阿爾巴尼亞的獨立性是錯誤的嗎？這兩個國家哪個犯的錯誤更大？
這些問題都毫無意義可言。這種思維方式的另一個錯誤是，它將問題局限在某個特定的政府或者國家，而非相互影響且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因此出現的一個問題是，對批判對象的探索使得人們容易將決策者的舉動看作有計劃而為之，並有著連貫的意圖。而實際上你需要加以證明，確實有人渴望戰爭並引發了戰爭。在極端情況下，這樣的推論中就誕生了陰謀論式的敘述：一小撮掌權的人士（比如那些穿著天鵝絨夾克的惡棍們）依照一項惡毒的計畫，從幕後操縱著事件一一發生。無可否認，這樣的解釋確實傳遞出一種道德滿足感，而且從邏輯上看，一九一四年夏天爆發的大戰也是以這種方式拉開序幕，但本書認為以上論點並不能由切實的史實證據支撐。
一九一四年戰爭的爆發過程絕非像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偵探小說那樣：最後，我們發現罪魁禍首站在溫室裡的屍體旁，手裡拿著一把冒著煙的手槍。在這個故事裡，沒有冒著煙的手槍，或者應該說每個主角的手裡都拿著槍。從這一點來看，戰爭的爆發是一場悲劇，而非罪行。認識到這一點，並不意味我們要為奧匈帝國和德國領導人窮兵黷武的姿態和帝國主義的野心開脫。關於這一點，費雪和他的歷史學家同事們是對的。與此同時，德國也絕非故事中唯一的帝國主義者，也並不是唯一一個受帝國主義思想控制的國家。引發「一戰」的那場危機是各國政治文化交織在一起的結果所導致。這是一場多極化的事件，是一種大範圍內的相互影響。也正因此，「一戰」的危機成為當代最複雜的歷史事件之一，同時也讓「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在刺客普林西普射出那兩顆致命的子彈後，成為懸而未決的謎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