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年初，我在《天下》雜誌上發表了〈一個國策顧問的兩封公開信〉。一封是給馬總統的：〈方向是唯一的解答〉，另一封是給台灣社會的：〈做主人該做的事〉。
前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政府不把國家的發展方向說明清楚，卻只拿一些（經濟和外交上的）數據來強調自己的努力成果，形同一個司機始終在原地打轉，但卻不斷炫耀他的車速碼表在加快。沒有方向，領導者卻冀求民眾對施政『有感』，不啻緣木求魚。」
後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如果我們當真相信民主社會裡，政府就是國民的公僕，那我們做主人的就該主動做一些事情……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揮霍。」
這兩封信收到很多回響。馬總統也約了我在二月底單獨聚談。
那天，我們談最多的還是國家的方向。此外，就是兩岸關係。並且，以兩岸關係當切入點，我再給了一些如何進行行政革新的建議。
一如既往，馬總統十分誠懇地做了許多筆記。
四個月後，我在一個極為偶然的狀況下，得知政府即將在重重遮掩、黑箱作業的狀況下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
我為此寫了〈我們只剩下二十四小時了〉，開了所謂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再一個月後，我在立法院發表了辭國策顧問的公開信。
◎告別馬總統之後的學習之路
曾經，許多長夜，我在佛前靜坐，祈禱祂告訴我為什麼要繼續擔任一個沒有貢獻的國策顧問。
佛始終不語。
直到在立法院公開宣布辭職的前夜，我先是感覺到，我之於這個職位的作用，可能不在接任，而在辭任。
再接著，我逐漸體會到：我說想為中華民國而擔任的「國策顧問」，原來是從我和馬總統告別之後才真正開始的。
這也是一條完全意外的自我學習和成長之路。
服貿協議的內容公布之前，我只是從出版業者看到的一點端倪，以為政府的失策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或不重視這個產業。公布之後，發現遠不止於此。
在那之前，我雖然早已體會到今天政府失能，難以運作的現實，但是畢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信任。然而，馬總統及其官員在處理服貿協議這件事情的心態、識見與方法，卻把我那一定程度的信任也打破了。
我對自己曾經寫過的那句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揮霍。」
我要實踐我所相信的事情。
我能做的，就是盡量用清楚而淺白的文字，把我感受到的危險大聲地說出來，在迷霧中尋找回應的同伴，大家逐漸聚攏，同心協力地共同辨別方向，走出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