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在精神關懷的價值理念上，佛教教義與世俗的公共道德有共通之處，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寺院還曾一度成為公共領域。例如明朝後期，王朝中央政權衰落，士紳們向佛寺捐贈財物，佛寺為士紳聚合提供了一個公共場所，還開設公共講堂。這樣就在國家之外形成了一個士紳社會，那是類似于西方資產階級形成時期所出現的公共領域。
公共知識份子不同於「政治和尚」
在弘誓學院的南苑喝咖啡，我和臺灣環保、婦女、禁賭和同性戀權利等各個社運組織的朋友聚會，現場感受到這所寺院所具有公共領域的特徵。在歡迎社運人士前來休假的發言中，昭慧法師說，由於社運人士工作中的對立性很高，有衝突有防衛拉扯，因此大多數從事社運的人會在心理上會留下創傷，因此需要 「心靈沉澱日」，寺廟可以讓人安靜下來。於是那兩天，我們向法師學習打坐，靜靜地反觀自照，並分享從事社運的經歷與感受。
中國文化是一種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如林語堂所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人們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我們要改變這種自私的文化，只引進源自古希臘城邦的西方公共領域理論是不夠的，更需要從東方民族自身的文化中吸收和開發公共精神。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一批中國佛教人士主動入世達變，例如曾會見孫中山的太虛法師，他們發揮佛教的 「 救世之仁」，展開了一場佛教改革活動。
雖然太虛法師等人引發了現代佛教的公共性問題，他們身為僧人同時也擁有公民資格，但他們不能被稱為「公共知識份子」，因為他們熱衷於與中華民國政府結盟，沒能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同時，他們站在支持當權者的立場上參與政治事務，而不是開拓以批評為目的的民間公共領域。因此，他們只能如當今臺灣與國共兩黨合作的星雲法師一樣，被視為「政治和尚」。
釋昭慧出現在臺灣「人間佛教」發展時期，她的導師印順法師是人間佛教的宣導者、臺灣最優秀的佛教思想家。印順大師主張佛教徒不應該引遁獨善，而應該回到人間，要腳踏實地在人間修行，幫助人間。作為印順導師的弟子，釋昭慧繼承了人間佛教的思想，奠定了她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理論基礎。
同樣是受印順大師影響的女弟子，釋昭慧與證嚴法師走上不同的道路。證嚴法師成為國內外著名的慈善家，但她也不能被認為是「公共知識份子」，因為，她創立慈濟功德會從事社會救助事業，基本上不碰政治議題，不進入以批評為目的的公共空間。
來自寺院的牛虻走向社會運動
這是釋昭慧獨樹一幟的地方。她不是如太虛、星雲等去與掌握權力的國家統治者結盟，也不是只埋頭做佛教界傳統的慈善服務事業，而是抬起頭來進入公共領域關注社會問題。和其他世俗的人文公共知識份子一樣，她作用於社會、影響國家權力的方式是犀利的批判，通過臺灣自由的公眾輿論發生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