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培根說 「宗教是防止生活腐敗的香料」，但在當今中國，這種防腐香料本身也散發出腐臭的氣味。前不久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人舉報貪腐和性醜聞，大陸宗教界鴉雀無聲，倒是臺灣玄奘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昭慧法師對此發表意見，她稱「宗教醜聞放在陽光下會比較健康」。
釋昭慧的俠義敢言令很多大陸人開了眼界，激起了一片推崇叫好之聲。但由於新聞封鎖，少有大陸人知道，這位臺灣的著名法師還曾在去年寫信給習近平，要求釋放因為六四亡魂舉辦超渡法會而被逮捕的大陸法師聖觀。
去年年底的一個小雨清新的早晨，我和臺灣社運界的朋友一道，乘高鐵去桃園觀音鄉，到昭慧法師所在的弘誓學院做客。臨去前，一位元記者朋友對我說： 「你會喜歡昭慧法師的，她和你有相似之處。」我當時有點納悶：自己俗人一個，怎麼會和一位佛教的法師相似？
按照哲學家阿倫特的劃分，公共領域是世俗的，它是不同於宗教天國的人類活動舞臺。但是，臺灣的這位昭慧法師卻非同凡響，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學佛生涯中，她以比丘尼的身份進入公共領域，發揮批判精神，從傳統宗教人士轉型為現代意義上的佛教公共知識份子。這一類特立獨行的宗教人士目前尚只在社會民主、言論自由的臺灣出現，其成長過程和社會影響都具有鮮明的特色和意義。
佛教與公共精神的相通之處
一般認為，佛教與世俗的公共領域關係不大。大慈大悲的佛陀向佛教徒宣說萬法皆空的道理，力圖把人們從紅塵糾纏中解脫出來。和其他宗教一樣，佛教的存在為的是一個目的：解決做人的痛苦。維特根斯坦認為，宗教信仰的價值就在於它能給人帶來「絕對意義上的安全感」。王夫之說：「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如果統治者壓迫人民過分，人民就只能從佛教中尋找心靈安慰。
與追求「到達彼岸」的佛教不同，公共領域是現實中尚未渡過煩惱河的「此岸」，是介於國家和私人之間的一個空間。在這個領域裡，公民以自由人的平等身份、自願地參與公共生活與政治實踐。這個領域的外在構成，可以是廣場、議事廳、俱樂部等各種公共場合，也可以是傳媒形態的公共輿論領域，或是各種非政府、非營利的社團組織，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形態。
在早已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宗教已經退守到心理和倫理之領域。那麼，臺灣的佛教人士是如何進入公共領域的，釋昭慧又怎麼成為臺灣社會傑出的公共知識份子？在談釋昭慧個人的成功之前，我們可以先回顧一下歷史，釐清清佛教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差異與關連。
儘管佛教與世俗的公共領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但梁啟超曾清楚地指出佛教與公共精神之間的關係。在《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梁啟超說佛教是 「兼善」，而不是「獨善」。這就說明，佛教不僅僅是追求個人的解脫，而是有入世的公共道德的。佛教講「眾生平等」，這種來自東方的信仰不可以強行灌輸，而是需要信徒自我修行，其中就展現出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佛教視一切眾生為父母，他們要普度眾生，幫助眾生離苦得樂，這樣，他們就不能不關注世俗社會中人們的生存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