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由於這些可疑科技提供的證據而被列在「敵方戰鬥人員」名單，都可能碰到飛航旅程中斷、不發美國入境簽證的命運，甚至遭到逮捕，這些證據只是利用臉部辨識軟體得到的模糊影像、拼錯的名字、誤解一小片段的談話。如果「敵方戰鬥人員」不是美國公民，他們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麼，因為布希政府剝奪了他們的人身保護令，也就是剝奪了他們在法庭上看證據，並且得到公平審判與有力辯護的權利。
因此，如果嫌犯被送到關達那摩，他很可能會關在哈利波頓興建的最高警戒新監獄裡，那裡共可容納二百人。如果他是中央情報局「特別引渡」計畫的受害者，是在米蘭街頭或是在美國機場換機時遭到綁架的人，那麼中央情報局會快速處理，把人送到旗下祕密監獄網絡中的一處所謂的黑獄；帶著頭罩的犯人很可能會搭著波音七三七客機，客機為了這種任務，重新改裝成豪華企業專機。根據《紐約客》雜誌的說法，波音一直擔任「中央情報局的旅行社」，替多達一千二百四十五次引渡飛行擬定飛行計畫，安排地勤人員，甚至代訂旅館。西班牙警察的一份報告解釋，這項任務由波音設在聖荷西的子公司捷普森國際旅行計畫公司（Jeppesen International Trip Planning）辦理。二○○七年五月，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控告波音的這家子公司，該公司則拒絕證實或否認這項指控。犯人一到目的地，就要面對偵訊人員，有些偵訊人員不是中情局或軍方人員，而是民間包商的員工，根據求職網站職涯情報網站（www.IntelligenceCareers.com）站長戈登（Bill Golden）的說法：「一半以上的合格反情報專家是為包商服務。」如果這些自由之身的偵訊人員要繼續拿到利潤豐厚的合約，就必須從犯人口中拿到華盛頓的雇主「可以用來起訴犯人的情報」。就像犯人遭到刑求時，為了不再痛苦，通常什麼話都願意說；包商也擁有強大的經濟誘因，願意採用任何必要手段，得到所需要的資訊，不管資訊是否可靠。
在反恐戰爭中利用市場「解決方案」的做法，還有另一種低科技的版本，也就是政府幾乎願意付出最高的賞金，從任何人手裡，得到跟恐怖分子嫌疑犯有關的資訊。美軍入侵阿富汗期間，美國情報人員放話出去，說願意付三千到二萬五千美元的賞金，獎勵大家舉發凱達（Qaeda）或神學士組織（Taliban）的戰鬥人員。一份美國在阿富汗散發的常見傳單上說：「得到你夢想不到的財富與力量。」在律師代表幾位關達那摩犯人向美國聯邦法院控告時，這張傳單被拿來當成證據，上面寫著：「你協助反神學士政權的部隊，可以得到幾百萬美元：這些錢足夠你在餘生中，照顧你的家人、村莊和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