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有甚者，教育部不耐於十年的等待，為加速各大學校院的倒閉速度，與少子女化海嘯來臨的同時，更推出各項以大一新生入學註冊率為標準的管控規定，其中包括扣減獎補助款、減少招生名額、甚至強迫學校停招等。例如教育部於106年7月14日修訂「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就規定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公立學校未達八成，私立學校未達七成者，則調整該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50%至90%，迫使得各大學校院無所不用其極地衝高大一新生註冊率。
當此雪上加霜之際，台灣的各大學校院早已慌亂到不知所措，急病亂投醫的結果，不僅產生了近十年來的諸多高教亂象，更加速了大學教育崩壞的大限提早到來。有的學校是董事會掏空校產，準備撈最後一票就放棄辦學；有的學校是轉賣校產給更惡劣的秃鷹財團，準備壓榨出該學校的最後殘存利益；有的學校試圖招國際學生以填補招生空缺，但卻任由人力仲介集團控制與剥削學生；有的學校校長乾脆在校內大賣學位文憑與升等資格……。如今，已有永達、高鳯、亞太、高美、康寧、南榮等學校陸續關閉或停招，但這卻僅僅只是開端而已，緊接而來的大學倒閉潮，將更令人心驚。
但是，台灣的大學教育就這樣任其崩解了嗎？除了繼續飲鴆止渴地傷害大學教育的理念與精神，以卑微地求得年復一年的註冊率低空掠過外，難道我們沒有其他選擇了嗎？
以南部我所熟悉的某私立大學為例，在這一波少子女化浪潮襲之時，該校董事會非但沒有掏空校產圖謀私利，反而每年更挹注3至4億的經費助其辦學，而且還邀請了教育部退休官員主掌校務，試圖在這波高教頽勢中樹立良心辦學的典範。可惜，該校董事會沒有想到的是：台灣高教之所以走到今天這步田地，除少子女化的外在因素外，歷年來的政府官員與教育部的錯誤政策，更是加深高教崩壞的主因，而這些主司教育的單位及其長官，原本就是失職在先，如今冀望他們於退休之後再來力挽狂瀾於既倒，則無異於椽木求魚。因此，該校在這一批退休官員的主政之後，當然無法讓該校真正地撥亂反正，相反地，他們將大把大把的董事會經費投入於這場高教招生的殊死割喉戰，追逐年復一年的註冊率表象而自滿。如今匆匆數年過去了，轉眼109學年度的少子女化陡降海嘯將至，該校仍沒有找出真正的因應之策，反而將這所原本正常辦學的大學，變成一所官僚習氣深重的學店。
於是，這所我原本熟悉的私立大學，在變本加厲地壓榨及汰換一批又一批的教職員工之後，我不禁想到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同一性（identity）。此問題源自於西元一世紀時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us, 46-125），稱為「特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的悖論：如果特修斯戰船上的木頭被逐漸替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時，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嗎？同樣地，當台灣各大學經歷了這近二十年來的少子女化挑戰及自我變遷之後，我的疑問是現在的大學教育還是大學教育嗎？或者，我該問的是：徒具大學形式的大學還是大學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