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明清時期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和郎世寧
方濟各這種冒險開拓性格，來自他的耶穌會血統。他2016年接受義籍中梵專家郗士（Francesco Sisci）專訪時，說他很崇拜明清時期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和郎世寧，他還開玩笑說，郎世寧跟他一樣，身上都有「耶穌會病毒」，都相信對話會帶來開放，文明必須相互交流。
利瑪竇等傳教士也確實改變了中國。在中共官媒人民網的一篇史料研究中，作家栗月靜認為，利瑪竇的在地化策略是成功關鍵，他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般的學者，把基督教義包上西方科學糖衣，讓傳教士從起初難以融入，到後來徹底改變了原本專屬皇權的中國曆法。
在天主教歷史上，這種由內而外顛覆世俗政權的例子俯拾皆是。教宗的摯友兼智囊斯巴達洛神父（Antonio Spadaro），9月25日在耶穌會重要期刊「公教文明」撰文，提到天主教無須害怕中共的「宗教中國化」政策，就引用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時期的崛起史來比喻。
基督教原本脫胎於猶太文化，西元一世紀時，它還是遭羅馬帝國慘烈迫害的異教，許多基督徒被丟到鬥獸場或燒死，殉道精神卻感動群眾，在西元313年獲承認為合法宗教，不久晉身羅馬帝國國教，之後又因大量結合希臘羅馬文化，熔鑄成孕育西方文明的基本價值。
中共要求「天主教中國化」是天主教在中國扎根的機會？
順此邏輯，斯巴達洛樂觀認為，中共要求天主教中國化，或許反而是天主教在中國真正扎根的機會，正如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曾說的，關鍵問題是，天主教是否有朝一日不再是中國少數人的信仰，而是形塑整個中國的力量？
天主教想在中國發揮影響力，與中國政府僵持絕不是辦法。行動派的方濟各6月接受路透社專訪時曾說，跟中國對話有風險，但是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放手一搏。
他也不奢望贏者全拿。教宗在中梵協議後說，簽署一項和平協議時，雙方都會失去一些東西，這是規則。比利時的中國教會專家韓德力神父12月7日一封公開信說得更白，中梵協議或許讓一些地下教友失望，但這就是談判過程的「給與得」。
在中梵協議中教廷得到什麼？是教宗擁有對中國主教的最後任命權，中國政府從此不能再自選自聖非法主教。專家郗士認為，這代表中共首度承認教宗是中國天主教領袖，也是中國數千年來首度邁向政教分離，衝擊不下40年前中共的經濟改革開放。
這個收穫可能比教廷原本預想的豐沛，因為中共的教條是「中國宗教與外國宗教不相隸屬」、「外國勢力不得干涉中國內政」，現在等於打破了鐵律。難怪面對各界批評中梵協議，教廷國務卿帕洛林11月下旬委屈地說，能有這一天是信仰的成就，從人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
「冷靜、權謀的馬基維利信徒」？
由此觀之，方濟各雖懷著耶穌會士的中國夢，卻絕非一廂情願的理想主義者，他和中國的每一步對弈都經過精算。9月22日中梵協議簽署當天，德國「明鏡週刊」登了一位匿名樞機的訪問，形容教宗方濟各是「冷靜、權謀的馬基維利信徒」。
9月22日正出訪立陶宛的教宗方濟各，似乎半開玩笑承認了這點。他參訪時獲贈一本書，封面恰是反共色彩鮮明的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方濟各當場自嘲「他是聖人，我是惡魔」。十六世紀時，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一度被教廷當成「魔鬼教科書」而查禁。
馬基維利向來主張，領導者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次教宗要求兩位中國地下主教退位，也神似馬基維利書中「布魯斯特處決其子」的隱喻，個人必須為大局犧牲。
身為聖伯多祿的繼承者，方濟各涉入爭議深水區，他著眼的大局，終究是希望透過福傳改變中國。他的務實彈性手腕，能否像利瑪竇叩開皇朝中國一樣，改變共產中國，或類似基督教從內部滲透羅馬帝國，讓天主教會在中國從被壓迫的少數，變成具影響力的主流，只能等待時間來證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