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做法可見於世界各國，在日本，從明治時期鎮壓自由民權運動開始，這樣的搞法已經持續一百年以上。這種劇情淺顯易懂，所以媒體也樂於報導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產生的對立。當快要陷入這種惡性循環時，一定要暫時停止做任何決定，讓頭腦冷靜一下。
非個體論的運動
接著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也就是把運動當成一個動態過程，而不是組織。更具體地說，是眾人為了某種目標而聚集，擬訂並實行某種計畫的動態過程。
參加人數多，是好或壞，應該要依運動的目的來判斷。比如，為了達成目的，是否有必要在某地方或某選區內取得多數支持，或者比起人數多寡，贏得達官顯要的共鳴比較重要？力求多而廣的民眾參加，或者少數人也沒關係，只要參與者能熱心地為運動付出？不精實也無所謂，人多最重要，和不在乎人數多寡，就算只有一個人，也能讓社會上感受到「他們具代表性」，又是那一個比較能促成運動設定的目標？
把任何事情還原成數字，數量越多越好是近代社會的特殊想法，但這並不能完全決定運動的成敗。以為參與者不多，就無法被社會信服；覺得媒體不報導就沒有自信，是很不幸的事。
以這種方式建立的正當性或自信，是很不穩定的。當然，運動目標若是無法聚攏一定人數，就無法當選或通過法案之類的制度性改革，那麼追求數字也未嘗不可。
有人說，「在東京，可能會有幾萬人規模的示威行動，但在地方上的話就很難實現」，這應該是在說，在地方上人們會顧慮周遭的眼光，所以參加者有限。
不過其實是對數字的誤解。一千萬人口的大都市裡有兩萬人站出來的所佔比例，與一萬人的都市裡有二十人採取行動是一樣的。而且以效果而論，後者說不定還比較大。在人與人關係緊密的地方社會，如果有二十人站出來，大家會認為「連某某人都參與了」、「有那麼多牽絆還出來」、「一定是很大條的事」。當然，遭來的反制也許也很大，但這也表示大家很關心該議題。
運動除了是達成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同時也是製造連結，賦予自己或他人能量，並且以此改變人與人的關係與地方社會的手段。所以讓我們好好珍視與他人的緣分與連結吧。
在地的連結也很重要。二○一四年四月在高圓寺舉行的遊行，雖然有些人是看到網路上的宣傳而來的，但也有不少是因為在地的連結而出來。號召這場行動的核心人物是一位經營二手商店，現在約三十歲的人，他和他的夥伴們的店，讓這個高齡化的商店街變得更加有活力。同時也是商店會的副會長的他，常在回收舊家具時或者就在店門口前，跟年長的客人講上幾小時的話。遊行之後的聚餐也與在地的商店街合作，他們進行了一種新的嘗試，即店家提供「遊行優惠價」（デモ割）給遊行參與者，這樣一來也可以幫忙店家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