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主要是以勞工為主。當時從事基礎產業,比如製鐵或在礦坑工作的「魁梧強壯的無產階級」,尤其肩負勞工運動的重任。另一方面,佃農、農場工人與小型自耕農等農民階層,也扮演重要角色。
指導運動的是都市的知識階層。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作家、學生、記者等階層支援勞工或農民運動,他們出點子、勞動者行動、學生進行串聯之類的社會運動形式在這個時候成形。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學生」,並不單指年輕人,而是年輕的社會菁英。在大學升學率還不高的時候,不管是哪個國家,大學生總抱有菁英意識與使命感。
在稍早前的發展中國家,不少年輕人從首都的最高學府畢業後,才二十幾歲就出任地方的副首長、警察署長;或者成為NGO的領袖,推動救濟貧民的工作。在教育還不普及的社會,人才匱乏,年輕的社會菁英於是很早就出人頭地。他們也許是村裡唯一考上大學的人,因此背負著鄉里的期待;有些人更是靠雙親變賣田產,才有錢上大學。所以不管日後是成為官員、NGO的領袖或學者,他們都有著肩負國家重任的想法。
大學生必須關心政治,因為勞工忙於每日的勞動,所以為了導正社會的不公不義,自己非得站出來不可。八○年代以前的韓國,或者六○年代安保鬥爭為止的日本社會,都存在這樣的菁英意識。
一是社會運動的道德主義。亦即知識份子與學生,必須為勞工與農民奉獻犧牲的想法。知識份子與學生應該意識到自己是倍受恩寵的菁英,勞工、農民則是被剝削的一方。所以他們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也要放棄菁英之路與享樂的欲望。
這種意識使得知識份子產生很大的熱情與幹勁。在高壓統治下從事社會運動或參與示威,他們有隨時被逮捕的覺悟。其實只要安分一點、不要搞怪,也能繼續保有特權,但他們卻毅然決然投入各種行動。而正因為自認是菁英,所以他們深信,只要自己投入行動,社會就一定會改變,只要自己上街頭,社會也會跟著動起來。苦惱於究竟要不要參與運動時,他們就閱讀文學、哲學的相關書籍,不斷深思。
近年來,不論是先進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嘉年華式的示威抗議都變成主流;但是此前的運動則有道德主義的傾向。「全共鬥」運動的時代,似乎就存在著讚揚道德主義的風氣。
另一個風格則是先鋒黨之組織形態。這必須從革命前的俄羅斯談起。當時,革命陣營為了革命政黨是要採取大眾型政黨或先鋒黨而分裂 。
為什麼會出現先鋒黨這樣的想法?因為當時的俄羅斯處於高壓統治,且是發展中國家。民眾沒有政治與言論自由,而大部分的農民或勞動者都是文盲。不管再怎麼溫和的運動方式,也會遭到鎮壓,警方的間諜更可能混入運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