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診斷並非原創，事實上是綜合了生態思想的根本原則。但是在美國最刻意保持中立的雜誌上讀到這些話，實在是不尋常。因為這項選擇以及其他理由，許多投身環境保護運動的人士感覺一九八九年初是個重要關頭，彷彿冷戰的消解和地球的暖化匯合起來共同幫助新意識的誕生。這個新意識是合作戰勝支配，同時謙虛面對自然的複雜性，挑戰科技的傲慢。
當各國政府齊聚，辯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時，發展中國家發出強烈聲音，堅持問題的核心是主宰西方的高消費生活型態。舉個例子，在一九八九年的演講中，印度總統文卡塔拉曼（R. Venkataraman）辯駁，全球環境危機是已開發國家「過度消費所有資源，同時透過大規模工業化支持他們的生活型態」的結果。如果富裕國家消費少一點，那麼每個人都會安全一點。
然而如果一九八九年是以這種方式開場，最終則是在截然不同的氛圍下結束。接下來幾個月，人民起義會橫掃蘇聯控制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從波蘭到匈牙利，最終到達東德。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在「歷史終結」的旗幟下，華盛頓的右翼分子抓住這個全球大變動的時刻，摧毀政治上所有競爭勢力，無論是社會主義、凱因斯主義，或是深層生態學。他們對政治實驗展開正面攻擊，不接受除了去管制的資本主義，或許有其他可行方式來組織社會的想法。
十年之間，能夠存留下來屹立不搖的，唯有他們自己極端的、靠攏企業的意識型態。西方消費者的生活型態不僅原封不動保存下來，而且變本加厲地浪費。美國每個家庭平均背負的信用卡卡債，在一九八○到二○一○年之間增加了四倍。同時，這種貪婪的生活型態出口到全球每個角落的中上階層，包括之前提出抗議的印度，這個國家終歸自己釀成程度難以估算的環境破壞。新時代的勝利來得既快速範圍又廣大，遠超過幾乎是任何人的預期。至於大批失敗者，則流落到臭氣薰天的垃圾山裡，翻找活命的剩餘物資。
廉價勞工與骯髒能源是成套的交易
隨著自由貿易體系就定位，海外製造成為常規，排放量不只是移轉，而是倍增。如早先提及的，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之前，排放量的成長已趨緩和，從一九六○年代每年增加四．五％到一九九○年代每年一％左右。然而新的千禧年是分水嶺，二○○○到二○○八年之間，成長速率達到每年三．四％，遠超過IPCC當時的預期。二○○九年，由於金融危機稍微降下來，然而二○一○年就補償了失去的時間，創下歷史新高的五．九％，使得氣候觀察家眼冒金星。二○一四年年中，WTO成立後二十年，IPCC終於承認全球化的真相，在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指明：「人為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不斷成長，有部分來自跨國境貿易商品的製造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