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在民主化及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在野了的國民黨看似逐漸甩掉了歷史的包袱，轉而成為欠缺執政經驗、躁進、缺乏外交手腕和戰略眼光的民進黨政府的對照組。特別是挾著陳水扁貪腐的陰影和馬英九上升期的個人光環，國民黨看似一度成功地與島嶼的歷史和解了，走出了威權、放棄了獨裁，成為一個後民主化時代中的正常的政治選項。
然而，從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在2000年前後接收中學教育的一輩年輕人逐漸年滿20歲、獲得完整公民權，以每年約20多萬人、每四年一屆的大選便新增百萬人上下的速度，帶著他們接受的以台灣史為中心的教育影響進入政治市場。從1998年的李登輝執政晚期由初中推開、到2006年陳水扁執政中期又進行了另一次意識形態的強化。眾人常云，台灣的本土化歷史教育建立了一套使年輕一代「遠中」、「非華化」的意識形態基盤，並逐步使他們將中國史和大陸，視為台灣的它者─或頂多只是一個關係比較密切的「它者」，而非依據島嶼地理生存空間和現有政治秩序邊界為劃分的「我者」。這固然是其中的第一層影響。
但或許是更潤物無聲的第二層影響在於，隨著台灣史課程的內容和元素不斷豐富，國民黨在台灣土地上留下的歷史欠債，便被更為钜細靡遺地挖掘出來。
其中犖犖大者，包括1947年228事件的鎮壓、隨後的清鄉整肅運動，以及從1950年代以降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思想言論政治管制等等，這些是課本上會題、課堂上會教的大體敘事框架。當然，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正面成果，諸如推行土地改革、普及國民教育、推動十大建設、善用冷戰時空建立出口導向的工業經濟成長體系等等，也並未完全從課本上抹去。
但意識形態的主戰場，實則更在課本以外、課堂以外的地方。所謂本土化教育的天然目標之一，即在於讓學生本能地對生活周邊的人事物感到親切、懷有認同，進而願意瞭解其過往，並賦予週遭環境和自我之間連結的意義。全球各地的歷史或民族主義教育，大抵都存在這種通過建立在地感情、訴說共同敘事，最終凝聚群體認同的目的性。
而當這一教育理念被放置到台灣，所帶來的客觀政治效果就是國民黨在臺灣人民生活中留下的或深或淺的傷疤，不斷地被重新翻起、重新在新一代年輕人的心頭被提醒。通過網絡平臺的串聯，有志於追索、拷問這段歷史的年輕人，開始形成線上或實體的讀書會、散發閱讀素材、訪談在壓抑年代受過不正當對待的耆老（許多皆屬和政治原因相涉），乃至於集結起來形成改造空間和城市地景敘事的線下真實行動。
諸如近年內，在台灣大學，即有學生集結呼籲為1981年被台灣安全當局約談後、莫名奇妙墜樓死於台大校園內的老校友陳文成樹立紀念碑的請願。而在南部的成功大學，亦有同情台獨的學生社團，呼籲將校內一處植有大榕樹的未名廣場冠名為「南榕廣場」，以此紀念在1989年末期因言遭罪、拒不到案，最終在辦公室內自焚的台獨政論作家鄭南榕。每一次的行動雖都由少數人發起，但經過網絡的宣傳、學生間的串聯、校方的猶豫阻擋、和來自校園外更高層政治人物的嘉許和推波助瀾後，都形成了鞭笞國民黨歷史舊帳的氛圍，更逐步影響了過去對國民黨只看當下、不論過去，甚至原本一點不在乎現實公共新聞的青年群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