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探究種族主義，多年觀察它的根源和表象，發現種族主義者反「外來者」的動機，很大一部份源于自身在各方面的焦慮和不安全感。仇外者正當化種族主義的項目之一，總包括了「外來者擾亂本地社會秩序，破壞原有社會結構」等等(最通用的語言是「他們不能融入社會」，「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格格不入」)。這文明對立論，是西方國家種族主義者的世界觀。對他們而言，「外來者」具有與本地差異太大的社會態度，習慣和生活方式，不同族群的並存無可避免地會造成混亂和危機。
最近兩周以來歐洲各國對德國科隆發生的性侵事件的反應，就突出了文明對立論的種族觀。科隆事件的來隆去脈都還在等待調查(當局目前仍懷疑科隆事件可能是犯罪集團有組織的行動)，許多社會大眾卻已以情緒做結論。仇外者更以這些事件映證「穆斯林男性對歐洲女性的威脅」之說。在媒體的應和之下，德國一般民眾對難民的支持度大為降低，民調顯示今日有百分之六十二的民眾認為難民人數太多：極右組織更乘機括大反難民，反穆斯林的街頭活動。在勒匹茲(Leipzig)這個城裡，極右組織「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的伊斯蘭化」(Pegida)動員了上百名種族主義份子，舉着「難民我們不歡迎你」的牌子示威。他們破壞少數民族人士經營的商店，並襲擊難民。有一位種族主義者甚至向媒體表示，「科隆事件雖對女性不利，但對我們的[宣傳]是有利的。」
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在德國民意壓力下轉向，拒絕讓奧地利邊境的敘利亞難民進入。早已加強邊界管制的歐洲各國，更是抓緊機會，限制難民人數。奧地利右派的自由黨呼籲立即終止所有政治庇護的申請，這種主張已非僅少數人持有。瑞典加強邊界管制，以防止難民從丹麥進入，丹麥也立刻加強管制它和德國的邊界。原本彼此之間無邊境管制的歐盟國家，如今為了防制「外來者」，紛紛築起高牆。
在芬蘭，最近出現了種族主義份子利用科隆事件來騷擾難民的事件，極右組織在難民聚居處發動所謂的「保護芬蘭女性的巡邏」。就連遠在英國的獨立黨，也在利用科隆事件，聲稱「英國必需退出歐盟，否則結果將是無可控制的大量移民和類似科隆的事件」。科隆事件成為全歐的安全議題，它大為鞏固了「難民潮是歐盟面臨的最大危機」之說。
然而，如果我們理性地看待事情，就知道以科隆事件來概化難民人口，是沒有事實依據的。科隆的性侵者，怎能代表百萬名來自各個不同背景的庇護尋求者和難民呢?
性別歧視的種族化，其實向來是種族主義者的擅長：它將「外來者」對國族的假想威脅，從「他們搶走我們的工作」，延申到「他們侵犯我們的婦女」。當這種假想威脅從經濟層面括張到個人生活層面時，種族主義者就達到了徹底仇外的目的。在英國﹐極右份子就經常運用性別歧視的種族化，來做他們的反穆斯林，反難民的宣傳。比如，在英國的戀童痞犯罪事件中，本地白人戀童痞的人數總遠遠超過其他族群。但右翼媒體總是特別強調亞裔男性，特別是穆斯林男性之中的戀童痞罪犯，雖然他們是少數中的極少數。這些媒體塑造出「穆斯林男性多為戀童痞」的假象，而對本地白人戀童痞的犯罪事件則從不提種族/民族。英國極右份子依此發動了多次反穆斯林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