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家艾未未退出了原定在丹麥舉行的兩場展覽，以抗議丹麥議會一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沒收難民部份財產的法律。他向媒體表示﹕「我覺得這是一大倒退，這種做法是對人類最基本價值的忽視。」丹麥政府這新引進的法規，給予當局權力搜查並沒收難民身上帶著價值超過一百鎊的物品。這讓人忍不住連想到二次大戰期間逃難的猶太人在歐洲各地受到的對待。
丹麥的政治庇護申請人數向來偏低，在二零一四年之前一直都是每年在三千到五千人之間。自敘利亞往歐洲的逃難人數增加時，丹麥在二零一四年也僅收到一萬五千份庇護申請，其中只有六千人獲難民身份，被允許在丹麥停留。到了二零一五年，當德國接收了八十萬名難民時，丹麥才收到一萬八千多份庇護申請，其中只有一萬人獲得難民身份，停留丹麥。
丹麥這個國家的經濟環境從未受到難民人口的影響，對所謂「侵略」的恐慌是政治操作的結果。對此，丹麥知名作家馬丁彼得森(Martin Petersen)看得很清楚。馬丁彼得森長年來撰寫歐洲的移民與難民議題，他說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歐洲人能去想像他人的位置和處境。他說，他對丹麥議會通過沒收難民部份財產的法律，感到羞恥和悲哀。
彼得森曾於一九九五年在克羅地亞的一個難民營裡當義工，幫助波斯尼亞難民，給那裡的青年和兒童上課。「後來，我學了義大利語後，在義文報上看到許多有關跨越地中海來到歐洲的難民的報導，他們之中不少人在途中遇難。這類的報導在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一年期間的丹麥媒體上，是幾乎不存在的，」他說。
「義大利記者格提(Fabrizio Gatti)的暗訪報導讓我印象深刻，他進入了難民的生活環境，做了深入瞭解，然後透過文字將它呈現出來。我決定去[義大利的]蘭佩杜薩(Lampedusa)瞭解那裡難民的處境。在那裡，讓我難忘的是我認識的一位來自迦納的青年。他獲得了義大利的難民身份，目前在蘭佩杜薩上中學。他在語言方面有很大困難，經常要向來這裡已久的移民尋求幫助。語言經常讓他處於劣勢，這位青年總是得開口問東問西，好像什麼都不懂。而有一回，他在喝茶休息時，我趁機跟他聊到迦納。他一下子精神振作起來，用混合的義大利語和英語，告訴我迦納的一切，政治，經濟，無所不談。他很開心地向我介紹迦納，一下子，他成了什麼都懂的青年。他對迦納社會很有分析能力，而他僅僅十八歲。」
「在蘭佩杜薩，讓我驚愕的是看到義大利的難民接收處是如此經營不善，他們對難民是如此殘酷... 難民營裡好幾個月以來沒有提供棉被，睡鋪，沒有合格的盥洗設備，讓我不敢相信。大家只能睡在地上... 難民營太過擁擠，致使它不是一個安全的庇護處。擁擠和惡劣的條件，自然引起人們不滿。而工作人員對這無可避免的衝突的處理方式卻是暴力。難民被工作人員毆打，或以種族歧視的語言對他們說話。」彼得森將他在蘭佩杜薩的所見寫成了小說《出糖城紀》(Exit Sugartown)。他說他無法真正知道這部作品對丹麥社會的影響，但他認為，看了這本書，「如果丹麥人對來自不同背景的，不瞭解的，甚或不喜歡的他人，能開始有一些概念或感情，都是件正面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