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指出，台灣轉型正義的一大特點就是，沒有加害者。民主轉型30餘年，受害者的形象逐漸清晰，而加害者的形象仍然模糊。而憤怒與悲情都是需要一個發洩的對象，這也就難怪特定人群作為一個整體，成為了替罪羊。對二二八的控訴，不可避免的變成了對外省人的控訴，進而演變成挑逗族群對立、撕裂社會的暴行。柯文哲所欲求的「和解」也正是針對這種變了味的「轉型正義」，他執意走出悲憤，也基於此。二二八，在歷史上，的確是一群人對另一群的人的迫害，但今天的反思，應當是民主的台灣對極權的台灣對清算，而不再是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報復。
大選期間，柯文哲與林昶佐晤談，在論及中正紀念堂的存廢和對蔣介石的評價時，柯文哲說指出，對這個問題「台沒有共識」。這是對台灣社會清醒的認知。在鵝鑾鼻，柯文哲更明確的說出，「儘管我們可能有不同的過去，但讓我們珍惜共同擁有的現在，也希望大家以互愛互諒一齊邁向共同的未來」。台灣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而這也是無法改變的歷史。在鵝鑾鼻，柯文哲要「台灣人要做台灣這片土地的主人、台灣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要建立公平正義的新世界」，而「台灣人」要真正成為台灣人，就必須建構一個共同的歷史記憶。對於台灣的轉型正義而言，如何將特定時期、特定人群的的苦難記憶，以有利於和解的方式，凝固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並成為台灣民主的基石？這或許是轉型正義要面對的更艱鉅和持久的挑戰。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柯文哲的2016年的二二八，或正是台灣轉型正義的又一次出發。
＊作者為東吳大學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