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因為想要盡可能的和這個問題對質，所以我選擇讀政治哲學。我認為人類處境最根本的問題是政治，它與社會息息相關；政治就是社會給予的義務、權力、敵人與朋友，哲學則對自然事物的剖析，它強迫你去質疑熟悉的事物，然後發現它其實是如此的陌生。對我來說，這就是理解問題的道路。但人生從就非如此簡單，在讀碩士的時候我主修德國哲學；身為一個猶太人，我想了解讓人們可以蓄意殘殺孩童的政策是為何而來，但在冷戰時期，我理解到先前的歐洲的問題，轉為蘇聯的問題，因此蘇聯對我人生的影響幾乎和德國對我的影響一樣深。卡爾．馬克思似乎是絕佳的切入點，且自從自稱為新左派（討厭史達林共產分子）崛起，我選擇要研究他們。
為此我數度返回歐洲並和歐洲的新左派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我想要了解這派的哲學家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安東尼奧．葛蘭西和赫伯特．馬爾庫塞，但是我沒有辦法待在圖書館裡做研究，外面有許多事情正在進行；更重要的是，新左派將在歷史留名，就某一小群的人來說，他們用相當嚴肅的方法試著了解世界，並找出改變的籌碼；對少數的人來來說，這便成了施加暴力的藉口和義務。
人們常常忘記，在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的歐洲變得越來越暴力，這種恐怖主義比日後的蓋達組織來得早。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出現了恐怖組織暗殺、綁架與炸毀房屋的行為，這種極左派的恐怖主義也存在於美國，只是較不盛行。這些少數團體相當吸引我，政治暴力在歐洲重新出現，這些行為的背後有時是代表階級鬥爭，但不全是如此。
當時傾向於朝敵人的膝蓋開槍使對方殘廢。我永遠都不懂讓一個人變成殘廢，而不是直接殺掉對方到底是仁慈或殘忍。對我來說這些人就是我觀察的對象，因為在我心中它們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後繼者，這些人承接起道德義務，反對社會價值並開始做出可怕的事情。我認識了這群人中的一些人，我發現到他們也不真的期待自己能夠改變情況，他們的行為純粹只是要表達對所出生的世界的不滿，然後藐視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領導者。那們在那群人中看到邪惡並將自己視為復仇者。
我花在這些人的時間使我常常不在家鄉，待在那個信心不斷成長，並認為過去已是過去的歐洲。我覺得就像癌細胞切除手術漏掉了些癌細胞，病情只要時機成熟就會再度復發；在一九九○年代時，歐洲的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地區就爆發了戰爭，但歐洲認為這兩個地區不具有代表性，並認為新左派的恐怖分子並不適任；現今他們則認為新右派不適任。這個代表歐洲驕傲和自信心的論點或許是對的，但仍有待商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