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氏的分析不見得是梅貽琦所想的全部，但有一部分當是可信的。梅對這一體制具體扶植的措施，是拋開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校長總攬人事大權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重新按一九二六年曹雲祥掌校、梅氏本人被選為教務長時代，由清華教授會制定的《組織大綱》行事，即：評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教授會擔任制衡角色，校長為「王帽」，三者相互制衡監督。
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梅貽琦，一直把自己當作京戲中王冠整齊、儀仗森嚴、端坐正中，其實並沒多少戲份和唱段的「王帽」看待，這是自謙，但也說明了他看待自己身分的態度和治校理念。梅掌校後，不但採取「教授治校」的方針，且再次重申：校務依循民主制度運作，開會時必須要有提案，然後才能進行討論與表決。凡與會者均有提案權與自由發言權，經過多數贊成之後，才能作為會議的議決案。這樣的議決案才算是代表多數的意見，少數人自然就無計可施。——這一連串的民主方略，作為不可撼動的制度在清華重新實施後，已離開清華的郭廷以聞訊，認為：「教育部為了安定起見，調他[梅]回來，他是清華學生逼走的，結果回來當校長，但此後評議會管事，校長等於是林（森）主席，不管事。」意即梅貽琦只是教授會和評議會的傀儡，或一個懸絲木偶而已。
郭廷以後來到了臺灣，創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並自兼所長，儘管胡適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郭廷以，也不知道郭廷以是誰。但後來其「事功」頗受本所研究員吹捧抬舉，似有成仙變聖之感。不過就郭氏對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的一段說詞，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合事實：一者，梅貽琦並非學生趕走，而是被羅家倫與郭氏等合謀設計擠走並放逐海外的。二者，歷史給出的答案是，梅貽琦不是當年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他的性格也不可能成為林森式傀儡。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
事實上，「教授治校」在清華的實施，不但沒有削弱梅貽琦作為校長的權力和地位，反而有益於梅的地位穩定與校內風潮平息——梅貽琦是聰明且有大智慧的，非羅家倫、吳南軒等輩，甚而幾個小雞肚腸、蠅營狗苟的幕僚如郭廷以者所能比擬和理解。從郭氏的認知與說詞中，可以見出郭廷以之「小」，梅貽琦之「大」。梅貽琦「大」在何處？素有「國師」之志且行之於身的馮友蘭，晚年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實際上，如果校長善於運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會的反對，而且可以使教授會轉化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長蔣夢麟從經驗中得到一個規律。照他說：在一個大學中，校長、教授、學生是三種勢力。如果三者之中，有兩種聯合起來，反對其餘一種，一種必然失敗。梅貽琦跟教授相處很好，常稱：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校長的職務是率領職員為教授服務。在這種運用中，他其實掌握了大權，並且在學校有事的時候，教授會總是幫他的忙。後來的幾次學生運動中，教授會總是跟校長在一邊。按當時校長和教授的階級性說，這是必然的。」馮氏之言，可謂一針見血，真正指出問題核心，比之郭廷以氏之「高見」，確屬天壤之別。對於此點，陳岱孫晚年亦有所討論，謂：「無論如何，梅在受任校長後接受了這一體制，並加以扶植。……在理論上，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校長四者之間，在許可權和意見上是可以發生矛盾的，但在實際上卻沒有發生過任何裂痕。校長是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的主席，在會上梅總是傾聽群眾的意見，而與會的成員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見。」於是，學校的許多危機化之為無形，許多難關亦平安度過去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或如朱自清所言：「在這個比較健全的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