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墜落。我所謂特殊地位，並不
是說清華要享受什麼特殊的權利。我的意思是要清華在學術的研究上，應該
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華在學術研究方面應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
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清華的
經濟和環境，很可以實現這兩種目的，所以我們要向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
拿量的發展，來估定教育費的經濟與否，這是很有商量的餘地的。因為學術
的造詣，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
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
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
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
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1931年。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南京教育部函請行政院同意。十月十四日任命。十二月三日，梅貽琦正式到清華校園就職並作了著名的「大學與大師」演講。有道是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梅貽琦在海外悄然無聲地蟄伏、隱忍了三年之後，終於迎來了展翅騰飛，一鳴驚人的歷史契機。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1931年梅貽琦奉命重返清華園，面臨的正是一個校長僅處於維持地位，以及完全沒有校長的情形之下，通過教授們共同努力發展起來的、一個新形領導體制的局面。擺在新科校長梅貽琦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是祭出政府法令和最高領袖蔣介石欽定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行施政府明令授予的「校長治校」大權，依法強勢組閣與處置校務；一是尊重清華傳統和師生意願，把「教授治校」精神發揚光大。最終，梅貽琦選擇了後者，並協助把它鞏固下去——儘管這個選擇明顯地削弱了他個人獨斷專行的權利。
對於這一抉擇的心理活動，梅貽琦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外人不得而知。但大體而言，與梅氏的性格、德智以及對世局的權衡分不開，或如陳岱孫之推理：「有些可能的原因是明顯的：在出國任留學生監督之前，梅一直是清華的教授，從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說，他和廣大教師們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徵詢教師意見，這也和他的謙虛平和的性格有關。他似和政治無緣，在他就任校長後頭幾年，連一個掛名的國民黨員也不是。在南京他也沒有政治資本，沒有人事淵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師們一起才能發揮他的作用。在清華教師中，許多人是他過去的學生或後輩，他們對於他是尊敬的，他也相信廣大教師是有辦好清華的共同事業心的。同時他也知道力圖控制高教陣地是CC集團既定的派系策略。吳南軒的拙劣表演雖告失敗，但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的，一有機會，還會捲土重來。保留清華這一塊『淨土』，這是他和全體教師的共同願望。一個以教育學術民主自由為號召的校內管理體制，在抵抗和緩和外部政治派系勢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許能起到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