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對外談判具極大的自主性，中國決策者卻面臨尷尬境地
更重要的，也是本次北京回合談判所凸顯的第二層面：不在談判現場的兩位元首並不對等。雖說美國總統川普，受著三權分立的約束，還因國會牽制而被迫關閉聯邦政府，時長創下美國歷史紀錄，但是美國民主體制下的總統制設計卻賦予總統在對外談判上極大的自主性。例如1905年的老羅斯福為了解決貿易違約而「悍然」地向多明尼加派出軍艦、接管海關，成為馬漢海權主義的經典案例，也成為美國大國崛起的起點。另一方面，他或許只是因為單純的選舉承諾為消弭貿易逆差而發動貿易戰，但美國各方力量卻趁勢而入，賦予了中美貿易戰更為深遠的政治意涵，精英意見的充分吸納和共識形成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中遠被中方忽視。然而，
中國的談判決策者卻面臨著尷尬的境地：他雖然消滅了所有黨內外的反對者或挑戰者，但是受制於死板如古代中國節氣政治一般的時點——3月5日即將召開的「兩會」。這個每年一度橡皮圖章似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大會卻像定時劇場一般神聖，無法容下中美貿易談判的任何清晰結局，無論達成協議還是談判破裂。前者意味著「新二十一條」的喪權辱國，而後者則預示著中國被國際秩序的拒絕和隨後嚴重經濟危機的到來，對團結勝利的人民代表大會和統一戰線大會來說，這都是不可接受的，也是習近平無論如何也要虛與委蛇，即使面對那些堅決不改的結構性制度，也可能被迫作出口頭讓步。爭取緩沖時間對他來說或許是這一回合談判最為重要的目標。
中國越來越僵化停滯，引發新冷戰憂慮
換言之，習近平雖然在過去六年裡成功顛覆了政治局集體領導體制、空前強化了個人威權主義，即「定於一尊」的超級元首，但是他的近乎不受約束的個人權力卻受限於中國的僵化政治，一個雖然充滿唯唯諾諾和層級服從卻被錯綜復雜的官僚機器和程式化的表演政治所固化的體制，而且越來越像布里茲涅夫時代的僵化和停滯。區別只是，他可能通過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微型文革來動員官僚體制，而不必像布里茲涅夫那樣通過不斷討好地方大員來維持權力，制造出一片繁榮穩定的內部幻覺，但是在國際事務上卻陷入布里茲涅夫時代的冷戰陷阱——因為體制的封閉性和意識形態的對抗性而受制於核均勢、繼而陷入永無休止的各種裁軍談判，包括為尋求緩和而在1975年簽署赫爾辛基條約、歷史性地對人權作出讓步，從而引入體制崩潰的特洛伊木馬。
習近平或許想避免過早陷入新冷戰的困境、並不願意過早展開中美間的對抗、擔心因此干擾他的「偉大復興」，但是，中國在互聯網限制和國家主義駭客、「一帶一路」戰略、對國際人權外交的破壞和對西方世界系統性的竊取技術、對駐華美國外交機構的大功率微波照射、以及對加拿大的人質外交等等方面，都在重現冷戰後期蘇聯對西方陣營咄咄逼人的相似手法，無法不引發國際社會對新冷戰的憂慮，而吸引各方力量利用川普總統發動的貿易戰導入長期的戰略談判框架。這是中國的強硬姿態抑或戰術性讓步都無法擺脫的，也是中國國內政治僵化所決定的選擇困局。無論習近平嘴上怎麼說改或不改，最終都只能通過向美國的讓步也即緩和，來換得國內的威權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