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70年代起飛的經濟其實並未與民主並行。在威權體制下所發展的經濟成長對多數人民而言仍然是桎梏性的生命體，也因此才發生如王文所敘「非直轄市縣市長皆開始民選，而在解嚴、廢止動員戡亂條款、解除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一路到民選總統以及公投法的立法。」等等台灣人民為爭取自由與民主的政治抗爭運動。這樣的爭取民主發展樣態一路持續到2016年才有了大翻轉成果。
反觀中國的所謂經濟大國姿態，即使其已展示的是另一個強權的崛起，或許可以暫時滿足於民族主義者的「中國夢」，終究是福是禍猶未可知。更重要的還在於中國人民生活在反民主反人權的政治體制下，其幸福指數的高低標準，是台灣人民所想要的嗎？
大國經濟崛起是福是禍只好各自解讀了
至於王文所謂的：「逃避中國大陸經濟優勢對台灣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問題；逃避世界各國因中國大陸經濟力而日漸靠攏的問題；逃避我國國力與中國大陸相比越來越懸殊的問題；逃避台灣對主要大國可利用價值越來越低的問題，這些都不是台灣比中國大陸民主就可以解決的。」我是持完全相反立場看待的。
中國大陸經濟優勢對台灣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問題，係因台灣主政者人為造成的。世界那麼大，台灣卻偏偏要選擇去依賴一個侵我日亟的惡鄰過著小確性的日子？這不就是瞎眼找流氓來自家清理家產嗎？
世界各國因中國大陸經濟力而日漸靠攏的問題，也跟國際局勢的各自判讀有所關聯。民族主義所引動的自大情緒究竟是讓周邊鄰國心生緊張恐慌，或是因其巨大經濟利益而積極向其虛以委蛇？各方說翻臉就翻臉，台灣能引狼入室嗎？
至於我國國力與中國大陸相比越來越懸殊的問題，當然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就如上文所提到的：我個人認為主政者絕對難辭其咎。台灣在熬過威權體制而開步走向漸進式民主的世代後，前後幾任國家領導人都沒能善盡責任將台灣經濟再上層樓！相反的，卻讓台灣陷入無止盡的政治惡鬥之中，乃至而有虛耗30年的悲嘆。只是國力的拚比不應該只是經濟能量，全球有那麼多小國也都自有其生存之道，台灣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好或最壞，台灣有自己的地理天然條件，也有人才上的自然優勢，就看主政者如何引導與創新而已，豈能繼續拾人牙慧？豈能再一意仰靠惡鄰巨霸的眷顧施捨？
再者，台灣對主要大國可利用價值越來越低的問題，也應該一併探討自身存在價值感的創造與深化，而不是被動的待價而沽。所謂的台灣在國際上的「可利用性」則跟經濟創新與民主深化的連動性息息相關了。台灣自己不長進，人民自己不奮起，努力創造自己的價值性及可利用性，只曲意希索別人來施惠恩庇，那就是自取滅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