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1859年時，新莊地方又爆發兩次械鬥，同安人再度敗北，紛紛退往當時已有不少下郊同安人的大稻埕，加速此地的發展。而械鬥後的艋舺元氣大傷，加上河道也漸漸淤積，許多商貿交易轉往他處，使大稻埕取得發展機會，成為艋舺的競爭對手。1860〈咸豐10〉年清廷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北京條約後，臺灣有4個港口陸續對外開放為通商口岸，不少洋行選擇大稻埕為落腳處。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時，又將大稻埕選為商業區，在此大興土木，市街為之一新，許多外國人也居於此。
大稻埕不但在商貿上逐漸凌駕艋舺，性產業也有同樣趨勢。原本流行於艋舺的藝旦、歌妓，開始出現在大稻埕的九間仔街與後街及六館仔街一帶，即今延平北路近歸綏街附近，及南京西路西端近淡水河一帶。
據說大稻埕的藝旦間，竟多至200餘戶。
納入管理，風化業正身
進入日本殖民時期，日人進駐不久，就將臺北稱為「酒與女人」之街。殖民初期由於臺灣人武裝反抗，給日人帶來恐懼與壓力，而當局又急於興築基礎設施，因而聚集大量日本男性工作人員，再加上經濟繁榮，當地適合日人的其他娛樂設備又不多……此種種因素讓來臺的日本人把金錢花費在酒、色上面。連身為第三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與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都帶著妻子以外的女人上任，如此一來，在臺日人的酒色層面，自然處於無人管制的放任狀態。
日本殖民的第二年（1896年，明治29年），臺灣總督府就准許臺北城內可開設公娼館。此時日本人使用的妓館有32間，料亭28間，總共雇用藝伎55人，娼妓48人。伊藤博文首相同年六月來臺視察時居住過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帶）料亭「吾妻」，就擁有20個藝旦。
而艋舺的蕃薯市街，則被日本當局改名為諧音的歡慈市街，與原本的凹斗仔街一起畫為「遊廓」，成為納入管理的風化區。原本是臺灣人聚集的市街，因而湧進許多日本男性與日本妓女。1896年，業者與人口販子從日本「內地」送來女性，建立妓院「初音亭」，到了1899年，單是艋舺支署管區的統計，就有藝旦125人，娼妓501人。
在接近艋舺的新起街（今中華路西側長沙街附近）也有不少類似的場所。據說在日本時期，有「正經的日本人，不會到萬華（艋舺）去」的說法。到了戰後，這個地帶大約與「寶斗里」相當，同樣也是性產業集中地，公娼私娼皆聚集在此。
是日春萌生
在大稻埕，第一家日本人經營的料亭「小島屋」於1897（明治30）年在當地最熱鬧的六館街開設，此後，日本的料亭也紛紛在附近開業，當地每晚擠滿日本客人，宛如不夜城。而臺灣人常去的「旗亭」〈餐館〉與藝旦間如江山樓、蓬萊閣、東薈芳、山水亭、春風得意樓等等，也都聚集於大稻埕，大約是今南京西路、延平北路二段、歸綏街、重慶北路上，上門顧客多為臺灣人的上流階級或藝文人士，林獻堂、梁啟超等人都曾出入此間，蔣渭水更多次在江山樓接受同志舉辦的洗塵或入獄餞行餐宴。家境富裕的文人所創辦的娛樂性刊物如《風月報》，常有各地藝旦的評比，稱之為「花選」，這幾間的藝旦都經常上榜。
日本時期的臺北市，總共設有三個性產業的官方管理機構「檢番」，即臺北檢番、萬華共立檢番、大稻埕檢番，由此可見當時相關產業的聚集地點。而當局則透過這個制度進行管理，並徵收稅金，在此制度下的藝旦，必須通過考試，取得「鑑札」才能正式掛牌營業。而不受官方管制的私娼，則在合法的藝旦間附近謀生，如大稻埕江山樓附近，除官方設置的公娼館外，也有不少私娼聚集在巷弄內。到了戰後，此地的妓女戶仍然存續，其中一部分被臺北市政府納為公娼，位於今天的歸綏街上。
從艋舺遊廓演變而來的萬華寶斗里，以及大稻埕藝旦間周遭演變而成的歸綏街，這兩處在戰後時期，都曾是老一輩記憶中的風化區。到1997年臺北市政府廢除公娼制度後，公娼們有的自殺，有的轉業，有的則成為躲避警察查緝的私娼。而位於歸綏街上，興建於日治時期的公娼館「文萌樓」，2006年時被認定為市定古蹟，並在保存原貌的前提下活化運用，但因產權問題，有可能被地主收回另做他用，因此許多民間人士仍持續努力，希望能保留原來的古蹟運用方式。至於寶斗里的公娼館，則在廢除公娼之後已消失無蹤。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東販出版《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原文標題：曾有一位臺北妓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