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溝通實際上就是一種人際關係，其間涉及豐富的心理學因素。是故，綜觀國內外人際溝通或人際傳播的課程、教學與教科書，我們不難發現與人際關係心理學高度重疊。雖然如此，如同作者的觀察發現，無論學校或職場的「演練」或表現，多只是關注「事實層面」；諸如自我展現與關係發展等屬「人」的非事實層面問題，儘管占據了溝通雙方絕大部分的能量，卻被忽略了。如此深入的洞察與殷切的提醒，真的很值得各界省思，尤其是「升學考試至上，學科教學優先」的台灣社會，除了大學相關課程（包括諮商輔導等專業教育以及人際關係與性別教育等通識課程）授課者，職司群育（人群關係教育）的中小學以及主管機關教育部，更應藉以思考相關教育（諸如性別平等教育、情感教育）與生活輔導（例如班級經營）的「正確方針」。
現代的人際物理距離「超級」的近，心理距離卻顯得「異常遙遠」
即便將溝通與人際關係視為獨立自主的「次領域」，溝通不僅影響人際關係發展的過程與結果，人際關係的量與質其實也會紮紮實實地影響人際溝通過程。以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為例，拜交通工具進步與網路科技發展之賜，跟傳統社會的比起來，現代的人際物理距離「超級」的近，心理距離卻顯得「異常遙遠」，促成了一種弔詭的「既熟悉又陌生」人際關係。無論是陌生人、鄰居、同事、朋友甚或家人間，我們的溝通過程常顯得「障礙重重」，肇因其實不只是人際溝通不足或不良，更關鍵的可能就是相關人際關係品質不良所致。因此，學校或非學校的（例如企業教育訓練）、專業的（例如諮商輔導）或普通的人際溝通訓練，豈能只是關注人際溝通問題？
進一步就溝通者的「人性」論，人既是理性的動物，也是感情的動物；即使單就「人是理性的」論，多數人日常生活中也經常顯得理性不足，情緒性有餘，面對溝通問題怎麼可能以理性「打通關」呢？費德曼雖然強調利用心理學改善人際溝通，卻難免於西方當代理性主義當道（例如認知心理學）的「漏洞」。例如儘管溝通多半源自於理性的動機，然而溝通顯然並非只是理性問題，情緒甚或情意（包含動機與意志）也常常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此一層面雖然費德曼也給予高度關注，但能否如他宣稱的，透過認知方面的指南就足以引導情緒範疇的走向，甚或理性方面的理解便能引導並促成人格的形成？恐怕很難令人樂觀，放眼四周，包括在西方社會，我們的周遭有很多「知行不一」的人或個人行為表現，不是嗎？我們個人很多的溝通行動，常常面臨「理性行動」的瓶頸，也多半是「知」「行」難以合一的後果，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