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管理藩部邊疆的蒙古旗人群體，或是身居內廷統治核心的軍機處、內務府，在十九世紀同樣出現官員選任常規化的現象，說明這極有可能是官僚體制在清代中期以後的共相。但在這個趨勢背後，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皇權與官僚人事體制之間的關係。
清初的君王內心一直很明白，掌握官僚任命的人事權，向來為皇權專制獨裁的具體表現。雍正皇帝就曾經說過：「用人乃人君之專政，但如循資論俸，則權移於下人，君無用人之柄矣。」乾隆皇帝也指出：「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無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
雍正皇帝深知若「循資論俸」來任使官員，則有皇權下移的危險。乾隆皇帝也明白，才會在禪讓皇位之後，仍堅持「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點明指出官僚的人事權是太上皇必須連同行政權一同抓緊的權力。但到了嘉慶朝以後，皇帝卻認為：「國家用人，才行與年勞並重，本無偏廢資格之理。凡遇開列請簡各員，朕豈能偏識其人？自不得不按其資俸，量加擢用。」
在這段話中，嘉慶皇帝指出「豈能偏識其人」是君王掌握官僚人事選任的最大困難，因此「循資論俸」成為一套比較合理的用人標準。可以注意到，嘉慶皇帝的這套觀點，無疑與盛清君王是非常不同的作法。
十九世紀以後的皇帝重視官員的資歷與任官經驗，不再宸衷自裁，顯示出皇權專制獨裁程度的退縮。在中國歷史上，不少內廷衙門都曾出現外朝化的現象，歷史學者多以皇權極致發展來詮釋這個情況。最具體的例子即是明代的內閣：原為皇帝祕書的內閣大學士，因為協理奏稿文牘，藉由皇權的擴張而形成國家的正式機構。但清代的軍機處與內務府兩個內廷機構在十九世紀的常規化與制度化，卻出現皇權內縮的截然不同結果：皇帝選擇依賴體制，依循個人意志的比例逐漸降低。盛清君王專制獨裁的嬗變，呈現出清代中葉以後不同於前代的統治格局。雖然在國家的體制上，清朝的皇帝仍握有官員人事的最高選擇權。但十九世紀以後的君王大多尊重規章辦事，皇帝「用人聽言」的權力早已「權移下人」，前述軍機章京的選任模式即是一例。
長久以來，嘉慶朝多被視為清朝「中衰」的開始，皇權限縮與國家中衰似乎令人聯想「互為因果」，或解釋成嘉慶以降君王的無能，識見不如父祖。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回歸到體制未嘗不是統治理性的表現。畢竟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君心難測，難以捉摸。官員若單純只是揣摩著皇帝心意辦事，叫魂案裡的冤獄可能會不斷重演。相反地，國家政治若是回歸到常規體制之下，至少有脈絡可循，官員的辦事方針具有可預測性，則合乎官僚體制的理性運作。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另從統治理性的角度來考慮，為什麼在十九世紀之後，皇帝選擇另外一種形態來實施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