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九世紀，奏摺體制與軍機處仍然存在，但清王朝官僚體制「常規化」的情況卻越加明顯，皇帝的專制與獨裁已隨之褪色。以軍機處為例，嘉慶皇帝繼位後的改革方案，讓軍機處與外朝的官僚體系愈加趨同，「非正式性」的色彩也隨之銳減。例如：嘉慶朝《大清會典》首次收錄「軍機處」相關條目，意味著該單位公開成為國家官僚體制的一環。軍機處官員的人數在此時也被固定下來，而皇帝任免軍機大臣時，更多的是考慮到他們的出身與資歷，擁有科舉功名的人數取得優勢，但他們也容易犯下輕微的錯誤而遭到議處。此外，軍機大臣拔擢家族子弟為軍機章京的作法遭到禁止，改由部院大臣推薦人選，後來又以考試進行甄別，最後才由軍機大臣從中舉薦。雖然新的選任模式看似規範化，但皇帝大多遵循軍機大臣的推薦名單而任免軍機章京，從人事裁擇的過程中，我們逐漸看不到皇帝個人意志的運作空間。
軍機處並不是個案，十九世紀以後清朝的諸多官僚衙門都出現類似的趨勢。另外一個與皇權休戚相關的內務府，是處理皇帝生活起居最直接的機構。十八世紀內務府的堂官—總管內務府大臣的選任模式與十九世紀差異也甚大。乾隆朝以前的皇帝，喜歡任用侍衛、乳母、后妃家族的外戚，或是與皇室關係親密的顯貴重臣來為他管理家務。這些人常年行走御前，熟知皇帝的喜好與習性，與皇室擁有高度親密的私人連結。盛清君王任用內務府總管的人事模式，與杉山清彥描繪的清帝國統治原則十分符合：以皇帝為權力中心，依照時間與空間為基礎的等差關係。而在這層關係中，屬於皇帝家內奴僕的包衣與皇權關係的緊密程度，則是無庸置疑。然而，在十九世紀之後，內務府堂官的選任型態也同樣出現定制化的趨勢：
擁有科舉功名、文官(筆帖式、堂郎中)資歷者逐漸取代了侍衛、外戚等與皇權親密的群體。從這個變化可以注意到，清初皇帝選擇他的管家時，重視彼此之間的親密連結與信任關係。但嘉慶朝以後，皇帝更看重官員的資格、出身與任官資歷。
官僚選任定制化的現象不僅出現在王朝的內廷機構，即便是在十九世紀的邊疆，也出現類似的現象。在清代的中央官僚體制中，蒙古旗人一直是理藩院官員的重要構成群體。他們對於蒙古、滿洲語的熟練，加上藏傳佛教的信仰，經常被派任至蒙藏等藩部地區出任將軍、參贊大臣等職。盛清君王在裁擇外派藩部官員時，會交錯考慮到他們的家世、背景、履歷、經驗，以及在軍事上的成果。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先後擔任過駐藏大臣、伊犁將軍或理藩院尚書的松筠，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蒙古旗人。但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類似松筠這樣出身的實務官僚卻逐漸消失，科舉也同樣成為蒙古旗人仕途的重要經歷。換言之，官員個人的資歷對其仕途發展的比重增加，君王的選任考量走向單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