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起敘利亞爆發內戰，總統阿薩德聯合俄軍持續空襲阿勒坡，所謂「阿勒坡圍城戰」於焉展開。2013年起，當地人民自發組成陣線聯盟保衛家鄉，被稱為「白盔部隊」(White Helmets)。《阿勒坡最後的男人》便是從白盔部隊三位創辦人的視角出發，隨著鏡頭深入戰地前線，帶領觀眾目睹阿勒坡圍城戰下的荒涼廢墟以及人道問題。
在影片中，我們不斷看到主人翁哈雷德躲避槍林彈雨以及空襲炸彈。當城市陷入火海、大樓倒塌的時候，哈雷德便與同夥徒手從瓦礫堆中，一個個將生者與死者挖出來。當小孩子被活生生地從瓦礫堆中救出時，眾人高呼「這裏有一個人活著」，所有人的行動突然變得迫切而急促。一旦知道一個生命在救援的過程中流逝了，災難現場沒有哀傷的時間，有的只有搶救下一個生命的急迫性。這種「分秒必爭」的時間感，在《阿勒坡最後的男人》中格外明顯。不僅僅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能感受到生命即將流逝，死亡更像是一種隨時的威脅，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是死是活？「時間的迫切」是《阿勒坡最後的男人》在影像世界與真實世界中一個很重要的題旨，本片於2017年誕生，迅速引起國際關注，在2017年日舞影展及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上贏得大獎。
它在向世人發出求救訊號，這個人道悲劇不過是近三年來的事情，而且持續的發生中。它在叩問時代的核心問題：「究竟我們發生了什麼事？為何我們得承受這樣的災難？」這種人跟社會的脫節與陌生，正是當今敘利亞人民正在感知的情感結構。我們可以說：「日常即為災難」。陽光照耀著廢墟，孩子從瓦礫堆中被救出，鬼門關前走一遭。然而哪裡是煉獄？在那時此刻的阿勒坡災難情境下，根本難以分辨。影片中，哈雷德與孩子參加當地的同樂會，一群人玩得不亦樂乎。突然間警報響起，孩子哭了，哈雷德趕緊將孩子帶離現場，所有人鳥獸散。這便是「日常災難」最直接的表徵，生活存在一種惘惘的威脅。
在敘事結構上，《阿勒坡最後的男人》將哈雷德塑造出一種英雄形象，拍攝他出生入死，私下又是溫暖慈父的樣貌。做為一群「良民」，他們爭取的是自由的信仰，總統阿薩德在這場衝突中儼然成為十惡不赦的壞蛋（他怎麼可以攻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這種善惡對分的敘事方法，讓我們得知的是「一種立場」、「一種聲音」。無疑的，《阿勒坡最後的男人》毫不遮掩地選邊站，從人道的立場出發，要求同情、譴責暴力。做為觀者或論者，我們都必須意識到這樣的敘事結構可能存有問題，換言之，所有的社會問題，背後自有其複雜的經濟、政治、歷史及文化脈絡。一個內戰的爆發，絕對不能以善惡對立的方式加以言說（甚至要求選邊站），這樣的紀錄片只能讓我們看到「立場」，而非「真相」。
然而《阿勒坡最後的男人》並非虛偽之作，相反的，它再真實不過了。這些活生生的人，他們爭取敘利亞自由、譴責阿薩德政權的暴力，這種意識、這些行為，都是他們生而為人的內在情感張力。我們可以懷疑立場，但我們無法否認情感。這便是《阿勒坡最後的男人》問世可貴之處，它紀錄了大戰底下人類的生命情狀，見證問題、拋出問題、質問時代、要求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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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振愷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