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受害者花了五年的時間，才有辦法說出「我難過」這三個字。因為在這之前，爸爸打他不准哭，一哭打得更厲害。身體明明在痛，又要假裝痛不存在。持續處於撕扯狀態。
精神分析也會用「感官爆炸的後延效應」來解釋這個「症狀」或創傷狀態。當家內性侵受害者受到毆打、性侵、辱罵，心靈的自我防禦機制會在當下阻斷記憶這些片刻，但身體卻會記得這些痛覺，並延宕至未來。成年後，受害者一旦感到精神壓力，這些身體痛覺會立刻回來，因此許多受害者在訪談時回憶起過往，會不自覺伸手阻擋臉部、表情恐懼，甚至觸發歇斯底里的狀態。
長期下來，受害者的「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界線漸漸變得不那麼明確，曾發生過的事件連自己都不敢確定發生過（即「負向幻覺」），然而，一旦試著拼湊腦海的圖像，將它化為語言文字，就會感覺此時此刻正身處充滿痛楚的場景。
正因為受害者無法說清楚這些創傷經驗，進入診間時常被簡化地診斷為重鬱症、恐慌症、思覺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等疾病，並給予藥物消除症狀，例如抗憂鬱劑、抗焦慮劑，卻忽略受苦的核心。
然而，國際上已有許多醫學人類學和臨床實務研究指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的標準化診斷，忽視了創傷主體經歷哪些事件、不同人之間的殊異性，往往造成令心理創傷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弔詭。
心理創傷：我，不存在這個世上
另外，家內性侵受害者也經常表示「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在家人眼裡我什麼都不是」。受害者的自我邊界是溶解的，因為加害者不容許這個邊界存在。彭仁郁與許多受害者訪談發現，家內性侵的加害者──長輩、親戚，常常視受害者為自己的「延伸物」。
受害者在生長歷程中，不斷在原生家庭的加害者眼中尋找自我，卻只看見自己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存在。
作為自我認同基礎的「家」，經常由「迫害」──「情感依附」等衝突對立面構成。這樣的狀態從幼童成長至青少年、甚至是進入社會後，難以與他人產生連結，因為「我」本身沒有被賦予存在的權力。
受害者不斷對加害者和依附者的一舉一動察顏觀色，認定自身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服務加害者的需求，以至於不被容許有自我界線、沒有「自我之膚 (ego skin) 」能包圍、涵納自己的情緒，因而也難以命名自身感受。當思想、言行、感受超出被容許的想像界線，會感到錯置的罪惡感，甚至會產生受創的思考邏輯：揭發（告發） = 攻擊加害者 = 家的撕裂和毀滅。
彭仁郁與受訪的創傷主體試著透過隱喻，間接描繪創傷主體的「心靈地景」所呈現存在內心的恐懼與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