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第一次被問到是不是女性主義者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我不確定我當時了解女性主義是什麼，那時候我們的女兒珍才剛要滿周歲。
22年後，我成了熱心的女性主義者。對我來說，這很簡單。身為女性主義者相信每個女人都應該能發表意見並發揮她的潛能，而且男女應該一起合作克服障礙，終結一直拖累女性的偏見。
不過，即使在十年前，這也不是我能充滿信心說出來的話。我是在多年聆聽女性——經常是辛苦至極的女性心聲之後才培養出來的信念，她們的故事教會了我什麼導致不平等，以及人類該如何發展長才。
這些洞察都是我後來才養成的。1996年當時，我只是透過自己所知的性別角色觀點看待一切，我告訴比爾：「我不回去了。」
這讓比爾一時難以應付。我在微軟公司工作是我們共同生活的一大部分，比爾在一九七五年與友人共同創立公司，我則在1987年進入微軟，是第一批MBA碩士中唯一的女性。我們在一場公司活動中認識，我為了微軟到紐約，我的室友（當時我們為了省錢同住）叫我去參加一場我不知情的晚宴。我遲到了，只剩一張桌子有空位，是並肩的兩個座位，我坐到其中一個；幾分鐘後，比爾出現，坐到我旁邊。
那晚我們邊吃邊聊，我察覺他對我有興趣，但我跟他失聯了一陣子。後來某個週六下午我們在公司停車場巧遇，他開始聊天，邀我兩星期後的週五跟他出去。我笑說：「這對我不夠隨興，等接近那個日子再問我。」並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他。兩小時後，他打來我家邀我當晚出去。「這樣夠隨興了吧？」他問。
我們發現我們有很多共通點：我們都愛猜謎，也都喜歡競爭，所以我們經常比賽猜謎或玩數學遊戲。我想我在數學遊戲打敗他之後就令他著迷，我們第一次玩Clue 猜謎（這種桌上遊戲要猜出誰在哪個房間，用什麼武器犯下謀殺案），我又贏了之後，他更迷上了。他鼓勵我讀他最愛的小說《大亨小傳》，但其實我已經看過兩次了，或許這時他知道遇上對手了。也許他會說我是戀愛的對象，我看到他的音樂收藏後也知道我遇上對象了——他有很多法蘭克．辛納屈和狄翁．渥維克的歌。我們訂婚時，有人問比爾：「梅琳達給你的感受是什麼？」他回答：「真神奇，她讓我想要結婚。」
懷孕後，梅琳達轉當全職太太，成為比爾身後最強後盾
比爾和我對軟體的力量與重要性也有共同的信念。我們知道為個人電腦寫軟體會帶給每個人具備機構等級的計算力，電腦民主化也會改變世界。所以我們每天待在微軟才會這麼興奮——高速狂飆的建造軟體。
但關於小孩的對話卻凸顯出我們一起在微軟工作的日子要結束了——即使小孩長大一點後，我也很可能不會再回去。我懷孕之前曾經為這件事掙扎了一陣子，也跟女性朋友與同事討論過，但懷了珍之後，我就下定決心。比爾沒有想要勸我打消念頭，他只是一直問：「真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