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底能承受多大劑量的LSD？有沒有一個臨界點，超過這個劑量之後，心智將四分五裂，意識將土崩瓦解，出現能植入新的衝動、甚至新的人格的真空？高利伯很想知道。
想找出答案，顯然需要進行很多實驗。MK-ULTRA開始後沒多久，高利伯就找到一名能做這種實驗的醫生：哈里斯．伊斯貝爾（Harris Isbell），肯塔基萊辛頓（Lexington）成癮研究中心（Addiction Research Center）計畫主任。這所中心名義上是醫院，但實際運作更像監獄，由監所管理局和公共衛生局共同管理。由於收容人大多是出身社會邊緣的非裔美人，即使遭到虐待也求告無門，所以他們成了祕密藥物實驗的最佳人選。
外包邪惡研究
伊斯貝爾曾為海軍研究署進行「吐真劑」實驗，本身對LSD也很感興趣。在他的同溫層裡，中情局投入LSD研究是公開的祕密。一九五三年初，他寫信詢問中情局可否提供「合理數量的藥物，以研究長期投以麥角酸二乙胺所產生之心理效應及其他藥理效應」。
這項請求引起高利伯的注意。伊斯貝爾既對精神藥物興致勃勃，又有數量充足的囚犯，而且願意用他們當實驗品，這讓他成為理想的MK-ULTRA承包人。一九五三年七月，高利伯親自到萊辛頓拜訪伊斯貝爾，達成交易：高利伯提供LSD及一切經費，伊斯貝爾負責設計和進行實驗，並提供受試者和繳交報告。
高利伯謹守官僚分寸，先向伊斯貝爾的上司打招呼。他後來說自己「話說得四平八穩，對他們說我們對哈里斯．伊斯貝爾博士的研究計畫很感興趣，樂觀其成……也願意提供經費」。雖然他對「研究計畫」的細節隻字不提，但伊斯貝爾的上司沒有多問。高利伯後來在報告裡說：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威廉．塞布雷爾（William Sebrell）知道這是中情局的計畫之後，「相當認可我們的整體目標，表示他會提供一切支持和保護」。
「這筆交易簡單明瞭。」一名研究者後來寫道：「中情局要有地方測試危險又可能成癮的藥物，而伊斯貝爾有很多沒人在乎的吸毒者。於是從一九五○年代早期開始，中情局不但提供他LSD，還給他很多可能有害的麻醉藥物，讓他拿人當白老鼠測試。」
人體實驗的「消耗品」
伊斯貝爾拿到的MK-ULTRA合約包括：子計畫七十三，測試LSD、麥司卡林和其他藥物是否讓使用者更容易催眠；子計畫九十一，「進行開發新心理化學物質所需之臨床前藥理試驗」，以及子計畫一四七，研究能引發幻覺和妄想的致精神錯亂藥物。在伊斯貝爾陸續發表或合寫的一百多篇科學論文中，很多都是藥物實驗的成果報告。雖然他在論文裡說，接受實驗的收容人是自願參與，但他們的知情同意漏洞百出。
他們沒被告知吃的是什麼藥，也不知道可能有什麼副作用。伊斯貝爾為了引誘他們加入，甚至以高純度海洛因當報酬，助長他原本應該協助他們戒除的惡習。他有一篇論文提到一名受試者，說他被投以一百八十微克LSD後，「覺得自己會死或永遠精神失常」，要求停止實驗，「我們費了好一番功夫才說服他同意繼續」。
「我想這個消息你聽了一定高興：我們七月已經可以開始進行實驗。」與高利伯會面後不久，伊斯貝爾寫信對他說：「我們已有五名受試者同意長期服用該藥物，全都是黑種男性病人。」
一個月後，伊斯貝爾報告最新進度，說他已持續增加劑量到三百微克。「LSD-25的心理效應相當驚人。」他對高利伯說：「反應包括焦慮、非現實感……覺得皮膚受到電擊、刺痛感、窒息感……據稱視覺明顯發生變化，包括視線模糊、常見物體色彩異常（例如手變成紫色、綠色等等）、光影閃爍、光點飛舞和色圈旋轉。無生命物體經常扭曲或大小改變。」
這與高利伯已經知道的差不多，沒給他帶來多少新資訊，但他樂見美國國內也有「消耗品」可供研究。他不時去萊辛頓看伊斯貝爾做實驗，有時還帶法蘭克．奧爾森或另一個同事一起去。這在在顯示：對高利伯來說，伊斯貝爾是難得可貴的合作對象。
倖存者的告白
伊斯貝爾的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威廉．亨利．沃爾（William Henry Wall）。他是醫生，曾經擔任喬治亞州參議員，一次牙科治療後對止痛藥德美羅（Demerol）成癮。他在一九五三年因持有毒品被捕，進成癮研究中心服刑時成為伊斯貝爾LSD實驗的受試者，最後出現嚴重精神問題，餘生飽受幻覺、妄想、恐慌和自殺衝動之苦。他的兒子後來將父親的遭遇寫成書，叫《從治療到地獄》（From Healing to Hell）。
「哈里斯．伊斯貝爾對我父親做的就是下毒，對他腦部造成永久傷害。」書裡頭說：「為了找出對付敵方領袖的心智控制藥物，中情局弄出這套千瘡百孔的冷戰計畫，讓我父親落得這種下場。」
伊斯貝爾做過的其中一項實驗，也許是LSD研究史上最極端的一個。高利伯想知道長期投以高劑量LSD的效果，伊斯貝爾便挑了七名囚犯隔離起來，進行實驗。「我有七個病人已服藥四十二天。」他在進度報告裡說，並補充他多半投以「兩倍、三倍和四倍劑量」。這個實驗總共持續了七十七天。將一個人關進牢房，每天強迫他服用過量LSD這麼長一段時間，他的心智會出現什麼變化呢？這個問題光用想的都令人髮指。可是高利伯好奇得很，他很想知道多大劑量的LSD能讓心智解體。
「那是我碰過最爛的鳥事。」伊斯貝爾LSD實驗的受試者、當年十九歲的非裔毒品成癮者艾迪．福勞爾斯（Eddie Flowers）回憶說。吃下LSD後，福勞爾斯好幾個小時陷入幻覺，不能自已。他為什麼同意當受試者呢？因為伊斯貝爾說能給他海洛因當報酬：「想把這打進血裡，先把這吞進肚裡。」
高利伯很倚重伊斯貝爾這樣的監所醫生，因為他們對收容人幾乎握有生殺大權，而且同樣身為政府雇員，他們對高利伯的提議相對開放。這逐漸形成一套模式：高利伯提供LSD給監所醫生，監所醫生找收容人當受試者，收容人為了交換好處而自願接受實驗（「好處」可能是較舒適的牢房、較好的監獄工作，或是醫生承諾會讓他們「快活一下」），監所醫生實驗後再寫報告描述收容人的反應。
這些醫生裡最熱中的一個是卡爾．菲佛（Carl Pfeiffer），艾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藥學系主任。他一個人就接了四個MK-ULTRA子計畫，全都與使用LSD和其他藥物誘發精神失常有關。菲佛找的收容人分別來自亞特蘭大聯邦監獄，以及紐澤西波登鎮（Bordentown）的少年觀護所。
子計畫九和二十六研究的是「各種鎮定劑」的致病效應，觀察它們如何「透過新陳代謝或鎮靜作用」改變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子計畫二十八是測試「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鎮定劑」。最令人好奇的是子計畫四十七：「篩檢和評估技術服務處有意了解之致幻物質」。他有一份報告提到「化學物所致之癲癇」，另一份報告說LSD「導致典型精神失常……幻覺持續三天，特徵為一波又一波的人格解體、視覺幻覺和非現實感」。高利伯後來說菲佛的研究雖已跨入「超感官領域」，「容易造成誤讀或誤解」，但終究是值得的。
「亞特蘭大的實驗讓我們學到很多。」高利伯總結道：「局裡現在知道那些辦法會讓一個人的精神非常不安。」
菲佛一名受試者的回憶，可以證明這個結論毫不誇張。那名受試者叫詹姆斯．「白佬」．巴爾杰（James “Whitey” Bulger），是波士頓幫派份子，後來因為多項罪名（包括十一件謀殺案）而被判終身監禁。巴爾杰二十多歲時只是個街頭小混混，因為持械搶劫和劫持車輛被送進亞特蘭大聯邦監獄（Atlanta Federal Penitentiary）。他在獄中得知有個研究精神分裂症藥物的實驗，便自願參加，沒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事令人難以想像：連續十五個月，他和其他十九名受刑人幾乎每天被注射LSD，但從頭到尾都沒被告知那是什麼。獲釋之後，他在筆記本裡寫下這些「恐怖的LSD經驗」。
他說自己「天天做惡夢」，「不斷想自殺，嚴重憂鬱，快撐不下去了」。不過，他沒向醫療人員透露他出現幻聽，還覺得「牢房裡的月曆好像在動」，因為他怕一講出口，「他們會把我關一輩子，再也沒法出去」。他在筆記裡說菲佛有如「現代版門格勒醫生」，這個比喻一針見血，因為門格勒和其他納粹醫生在集中營裡做的實驗，正是巴爾杰碰上的這種MK-ULTRA 「子計畫」的始祖。
「我是因為犯罪才坐牢的，但我覺得他們對我做的事比我犯的罪更惡劣。」巴爾杰寫道。他的這些自述非常難得，因為MK-ULTRA實驗很少看到受試者觀點的紀錄——
『一九五七年我在亞特蘭大監獄坐牢，被艾默理大學的卡爾．菲佛醫生找去參加一個醫學計畫，說是要研究精神分裂症療法，而參加的人每個月可以過三天快活日子……我們被注射高劑量LSD-25。那種藥沒幾分鐘就會生效，然後有八、九個人會測試我們的反應（除了菲佛醫生外都不是醫生，穿西裝）。陷入恐慌和妄想的犯人有八個。每個人都沒了胃口，出現幻覺，連房間的形狀都變了。妄想和情緒激動好幾個小時。
我們經歷一段活生生的惡夢，連牆都流出血來，非常恐怖。那些人一個一個在我面前變成骷髏。我看到一台攝影機變成狗頭。我覺得我快瘋了。穿西裝的人會在房間裡給我接上一些儀器問問題，像是：你殺過人嗎？你會殺人嗎？有兩個人瘋了，什麼精神分裂症的症狀都有。
他們躲到床底下咆哮、學狗叫、口吐白沫。那些人費盡千辛萬苦才把他們拉出來，關到更底下的牢房，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們或聽到他們的事……那些人說我們是來幫忙找精神分裂症療法的，但結束後大家都想自殺，憂鬱得要死，心力交瘁，精疲力竭。時間像是靜止了一樣。我想退出，但菲佛醫生一直拜託：「我們快找出療法了，只差一步。你是我最好的受試者，拜託再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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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蒂芬・金瑟（Stephen Kinzer）
責任編輯/周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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