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殺可能通報塔利班的牧羊人嗎？
這群士兵面對的兩難困境之所以令人如此難以抉擇，原因是他們無法確知放走那些阿富汗人會造成什麼後果。他們會單純離開，或是通報塔利班？不過，假設盧崔知道放走牧羊人將會導致一場損失慘重的戰役，造成他的同袍以及其他十六名美國士兵陣亡，他自己身受重傷，任務也將因此失敗，他是不是會做出不同的決定？
在盧崔眼中，事後回顧起來的答案顯而易見：他應該殺了那些牧羊人。從後續發生的慘劇來看，我們很難反對這項結論。從人數的觀點而言，盧崔的選擇與電車案例類似。殺死三名阿富汗人將可讓他的三名同袍與那十六名試圖救援他的美國士兵保住性命。可是，這個狀況比較類似於電車案例的哪個版本？殺死那些牧羊人會比較像是把電車轉向，還是把人推下橋？盧崔雖然預見了自己可能面對的危險，卻還是無法冷血槍殺那幾個手無寸鐵的平民，顯示這個狀況可能比較接近於推人下橋的案例。
然而，殺死牧羊人的理由看起來還是比推人下橋來得充分，也許是因為事情的結果令我們懷疑這幾人並不是無辜的旁觀者，而是塔利班的支持者。想想這項類比：我們如果有理由認定橋上的那個人因為想要害死軌道上的工人而破壞了電車的煞車（假設他們是他的敵人），把他推下橋的道德主張就會顯得理由比較充分。我們還是需要知道他的敵人究竟是誰，以及他為什麼想要害死他們。我們如果得知軌道上的工人是法國反抗組織的成員，橋上的胖子則是納粹黨員，想要藉著破壞電車而害死他們，推他下橋以保全工人的性命就會有深具道德說服力的理由。
當然，其實那些阿富汗牧羊人有可能不是塔利班的支持者，而是這場衝突中的中立人士，或甚至是塔利班的反對者，卻遭到塔利班逼迫揭露美國部隊的所在地點。假設盧崔和他的同袍確知那三個牧羊人無意傷害他們，但是會遭到塔利班刑求逼迫透露其地點。在這種情況下，這群美國士兵也許會殺了牧羊人以保護自己的性命以及任務的成功。不過，這項決定將會比他們在知道牧羊人是塔利班間諜的情況下更令人痛苦（也更有道德上的疑慮）。
公共辯論並不是雙方各自拋擲意識形態，但是該如何起步？
我們極少會像山上的那群士兵，或是失控電車的目擊者那樣面臨影響如此重大的選擇。不過，思考他們的兩難困境有助於我們理解道德論述能夠採取什麼樣的進展方式，包括在個人生活以及公共領域裡。
民主社會中的生活充滿了對於是與非、正義與不正義的歧見。有些人支持墮胎權，有些人則認為墮胎等於謀殺。有些人認為，要達到公平就必須對富人課稅而幫助窮人，有些人則認為，藉由課稅剝奪人憑著自己努力而賺得的錢財是不公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