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導演宋欣穎的國產電影「幸福路上」在日本拿下東京國際動畫節的最佳長片獎，影片備受國際肯定。然而這部製作費約六千萬元的作品，在戲院上映後票房卻只有一千兩百多萬，令人感嘆「叫好不叫座」，為何這樣一部探討台灣五、六年級生共同記憶的作品票房不如預期呢？
我出生於1980年，從退伍後就住在新莊幸福路上。全家北上之後，母親在中港大排（就是電影海報裡的那個背景）的宏泰菜市場裡面租了一個月幾千塊的角落，克難地用家庭理髮貼補家用，剪一顆一百，比熱炒九九還貴了一塊錢。
也許我可以帶著傷感，來談談「幸福路上」為何票房不如預期。
記得剛看完這部電影時，我當下跟金馬編劇蔡宗翰表示不妙。為何？因為軸線。它當然是一部探討「幸福」本質的電影，可是同時也帶著濃濃政治味。帶政治味不是不好，但這樣一部帶著政治味的電影，選在一個台灣集體情緒混亂且焦慮的時刻上映，就註定了叫好不叫座的命運。
誠實地說，我很喜歡這部電影。不單單因為我是「幸福路人」，而更因為片中所有的政治、經濟發展及社會元素，我都感受過或起碼經歷過末期的餘溫，包括：蔣公過世、說台語被罰錢、高中選組的掙扎、賽鴿、黑手變頭家、學運甚至陳幸妤等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小學三年級時，家裡中午都會盯著電視看股盤的紅紅綠綠，十歲的小孩子竟也懂得一張股票一千股這類的股票常識。
長大後讀了一些書，才知道原來那個兒時經驗是台灣第一次股票上萬點（1990年1月）那樣的歷史機遇。跟現在台股史上第五次站上萬點但散民卻無感的狀況完全不同，當年進出號子的榮景讓不少升斗小民著實發了一筆小財（當然也有因而家道中落錢財散盡的故事，有興趣者可找出林瑞陽跟黃安主演的「一九九五閏八月」國片）。
記得有次，我爸跟著一位叫「陳董」的朋友生平第一次走進了號子，迎面而來打哈哈的迎賓接待看著我爸不曉得該怎麼稱呼，此時陳董說了一句「他姓劉」，這位接待馬上接口「劉董歡迎大駕光臨啊！」
我小時候無由名地一直對這故事印象深刻，因為那是當卡車司機的父親生平唯一一次被稱做「劉董」。那時的股市上萬點，在我的生命留下很深刻的階級印記。股市在當時，一夜之間成就了許多階級的向上（或者然後向下）流動。
片中小琪的跨文化戀情（CCR）也不忘以全球生產供應鏈分工的面向帶出階級意象。有一幕她在美國第一次看到聖誕樹上的裝飾，表情卻是若有所思也若有所失。聖誕樹裝飾其實是八零年代典型的台灣家庭代工零活，這些在台灣工廠以低廉成本製造的塑膠小玩意，在家家戶戶的客廳「廠房」裡，以相當廉價的勞動力（有時甚至是免費勞動力，例如來幫忙的鄰居小孩邊裝邊玩）進行無技術門檻的組裝動作，之後再銷售到美國成了資本主義瑰麗象徵的童話裝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