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收發員的第一個星期，出納員給了我一張支票，讓我到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Bank，花旗銀行〔Citibank〕的前身）去驗證真偽。「你知道城市銀行的地址吧？」我看到了支票上的地址（華爾街55號）所以回答「當然知道」便出了門。
過了華爾街49號後，我到了一幢富麗堂皇的大廈，顯然這就是我要找的銀行。但為了保險起見，我開始在牆上找名字和地址，而繞著這幢四方型大廈轉了兩圈後，還是沒找到名字和地址，於是我決定放棄掙扎，還是問問路人。當然，這就是國家城市銀行沒錯，他們認為自己名聲這麼響亮，根本不需要在大門口掛上招牌。
這裡一定要說一下，對於當時金融業處理大筆資金時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我深感震驚。當支票檢驗完畢並準備歸還時，窗口的職員會大叫一聲「紐伯格」或「康特德」（Content）等公司的名字。
收發員只要走近窗口，說聲「紐伯格的支票。」然後一張可能價值五十萬美元的紙便這樣交給了他，不需要提供任何身分證明。
而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對股票的草率處理。當我正準備離開電梯給客戶送股票時，另一名收發員會跑過來對我說：「你是要去薩托利斯（Sartorius）公司吧？」「是的。」「那就請你順便幫我把這些股票帶給他們，多謝了！」接著他便把一大捆股票塞到我手中，轉身便跑開了。
奇怪的是，儘管這些做法看起來很荒唐，但在支票和證券處理中卻很少發生差錯。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那時的交割方法沒有今天這麼複雜。
有錢人分為三種，吝嗇鬼往往更貪婪
儘管華爾街的人在處理大筆資金時相當漫不經心，但我也驚訝的發現那些富人竟是如此節儉小氣。有次當我走進阿爾弗雷德的辦公室時，發現他正在準備寄支票支付個人帳單，他用已經貼好郵票、印好地址的信封來寄這些支票，而這些信封是他在其他公司開會時拿到的。
阿爾弗雷德會把印好的地址畫掉，再寫上新地址，這樣就可以省下兩美分的郵資，他還很滿意的說道，不要浪費了這些信封和郵票。這樣一個大富翁所表現出來的節儉實在讓我震驚，也讓我傷心，特別是我一直對阿爾弗雷德的智慧與決斷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問自己：「這樣一個每天開出百萬支票給銀行的大人物，怎麼會為了節省兩美分的郵票而投機取巧呢？」我做這種事還情有可原，因為每分每厘的金錢對我都很重要。不過當時我非常小心，沒讓任何人知道這個想法。
在我寫這本書時，距離這些事情發生的年代已近半個世紀了，經過幾次嚴重挫折後，我也積蓄了不少財富──事實上遠遠超過了當時華爾街的老闆們。隨著時光的流逝，我越來越能理解富人看待金錢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