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筆者認為，究其根源，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日本的工作特性，非定式的腦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task）較少，大多數員工承擔著以定式業務或體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二是利用數位化和資訊通信技術（ICT）的程度還很落後。）
所謂業務，指的是開展工作時的任務內容，這裡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被分類為「抽象業務」的非定式、需要較多分析和對話的業務（需要策劃立項、分析、溝通的業務等）。與重複內容較多的定式化事務和伴有體力勞動的業務相比，這些抽象業務具有自身特性，那就是即使採用居家辦公模式也不會受到影響，比較容易開展。
居家辦公率和ICT利用度偏低
關於這一點，可以通過國際比較示意圖來確認居家辦公實施率與抽象業務的大小。在圖中，橫軸表示的是野村綜合研究所2020年7月針對8個國家實施的《新冠病毒共存期生活情況國際比較調查》(*1)結果中各個國家的居家辦公（遠距辦公）實施率，縱軸表示的是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實施的《國際成人能力評估調查》進行指標化處理(*2)後的抽象業務的占比（藍色），以及在工作中使用ICT的頻度（紅色）。
由於調查對象和時間不同，所以居家辦公率和水準與前面提到的《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存在差異，但觀察圖中的藍點可以看出，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的居家辦公率最低，僅有30%左右，相當於最高的美國（60%）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居家辦公率越高的國家，抽象業務指標明顯越大，日本的抽象業務占比最小。
同時，圖中的紅點表示各國ICT利用度相對於居家辦公實施率的大小，可以看出居家辦公實施率越高的國家，ICT利用度也越高，日本的ICT利用度在國際上處於極低的水準。
換言之，我們可以指出，從國際上看，日本的勞動者從事抽象業務的比例偏低，而且工作中使用ICT的頻度較少，這個問題已經成為阻礙居家辦公方式廣泛普及、落地生根的瓶頸。
未向ICT和機器人化發展方向過渡
如果逐漸將定式化業務和體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交給ICT或機器人來處理，推進服務化和產業高度化，那麼勞動者從事的抽象業務就會變多。而只要是抽象業務，勞動者就應該可以利用電腦和線上通訊技術，即使居家辦公，也基本不會受到影響。
有人認為，不同於其他國家，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在於，上世紀90年代以後，即使具備了可以利用ICT的條件，但在採用以終身雇用為前提的「成員型（membership型）雇用」模式的職場中，由於職務內容多樣，所以並沒有解雇正式員工，改用ICT。但是，我們更想指出的一點是，由於能夠大量使用非正式用工這樣的勞動力，所以形成了非正式員工大多從事定式化、體力型業務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