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0餘歲的席耶娜為償還高額卡債，由百貨公司專櫃投身條通，開始日式酒店小姐職涯，並在十年浮沉後，成為條通知名媽媽桑，開有「BAR NINE」等兩間日式酒吧。
撐起「條通」的政經格局
回顧由小姐到媽媽桑的心路歷程，席耶娜談起「條通」的面貌變遷。如今的「條通」商圈，大抵是南京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一段、長安東路一段及新生北路一段所圍區域，在日本殖民時期為高級住宅區，街道規劃仿照京都棋盤式規劃，分佈獨門獨院的和洋混合式住宅，供在台日人居住。
1950年代起，美蘇冷戰日趨劇烈，在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背景下，美軍顧問團進駐台灣，條通因而湧現大量酒吧、舞廳，住宅區成了供美軍流連的不夜城；1970年代美軍撤出台灣，與此同時日本經濟高速起飛，各家商社大量派員來台拓展業務，條通再度改頭換面，出現大量日本料理店，以及供日商駐員娛樂的酒店、酒吧。最繁榮時期，曾有上百家日式酒店在此營業，堪稱「台版銀座」。
然而1990年代後，日本經濟泡沫化，不僅本土的銀座生意不如過往，台灣的條通亦受打擊，再加上日本商社大量轉駐東南亞，來台日商數量銳減，條通的日式酒店只能紛紛熄燈。如今雖仍有十餘間，卻已不復過往繁華。
鬆動的規矩與模式
面對此番變局，條通的經營型態再度變化。
首先，早年的日式酒店極少接待台籍客人，如今在蕭條與疫情夾擊下，已難再堅持過往規範。席耶娜表示，婉拒台籍客人無關歧視，而是台日飲酒習慣極為不同。
「台灣客人喝醉後，容易與店內所有人打成一片，除了喜歡大聲劃酒拳外，還會拉著小姐到別桌互相認識」，席耶娜打趣模仿「喔喔喔，東京來的喔，小姐小姐，你幫我翻譯，跟他說我最喜歡東京」；相較之下，日本客人雖也玩得很瘋，但還是帶有日本特殊的人際疏離與邊界，「如果喝醉之後到別桌，通常是去打招呼，說抱歉我們太吵」，但回桌後繼續玩樂。
長此以往，台式與日式酒店自然出現客群分離。台式酒店採「私台製」，設有包廂，店家通常是安排小姐幾個一組，進入包廂供客人挑選，小姐坐下便開始計費，時間越長收入越多；日式酒店則仿照銀座模式，採「公檯制」，全店為開放式空間、不設包廂，小姐會輪桌與客人互動，計價項目為酒錢與人頭費，與客人來店時長無關。如今條通雖仍維持「公檯制」，卻已不再堅持台日客人分離，但有些店家仍會強調會員制，避免不熟店內模式的陌生台客誤闖。
其二，早年的日式酒店以店家為核心，店內階級森嚴，堪比金字塔，小姐是店內資產，受媽媽桑管理。席耶娜接著補充，若是較大規模的店，人員通常分為以下幾個階級：最上層為「大媽媽」（業內用語發音：歐媽媽），下轄多位媽媽桑，媽媽桑之下還有「小媽媽」（業內用語發音：姬媽媽），角色內似店內經理，接著才是小姐們。而小姐又分為領月薪的、打工領日薪的，前者高於後者，最後則是少爺與會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