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
我們看待特定風險的態度，甚至是我們如何定義風險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所受到的資訊轟炸。政府、媒體與同儕尤其扮演著具影響力的角色，他們是強調或是低估風險，將影響民眾對於自己或他人處理風險的信心。已故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主張，政府會「塑造」（stage）風險，透過溝通及強化特定風險排序來型塑公民認知。在許多時候，「政府說很危險的事」與「民眾擔憂的事」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1980年代，貝克與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一詞，以反映一個持續對抗現代性（modernity）副作用的世界，包括那些「無法預測、沒有人能獲得充分保障的威脅」。2015年過世的貝克像是學術界的搖滾巨星，他描繪出一個無論窮人或富人都深受威脅的反烏托邦世界。在那個世界中，有著崩潰的市場、失能的法律制度、加劇風險程度的新興科技，以及促成風險社會化且利潤私有化的金融市場。
風險社會：一個充斥人為風險的世界。
貝克和他的追隨者主張，社會早該重新評估管制與分散風險的系統。他們說得太對了！全球化將來自不同文化、具不同觀點的人們齊聚一堂，大家對於「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什麼可以接受、什麼無法容忍」的看法各異其趣，形成一個風險態度及認知彼此衝突的危險組合。
「當風險愈難估算，不同文化所導致的風險認知差異影響就愈大，於是『風險』與『文化造成的風險認知』之間的界線變得更加模糊。從不同國家與文化的角度來看同一種風險，卻認知到各自不同的『現實』。」貝克主張：「隨著全球化進展讓世界變得更加緊密，文化認知的碰撞與互斥性也將與日俱增。」貝克認為這種風險文化與現實間的碰撞，是今日地緣政治的根本性問題。如今，全球各國回應新冠疫情的方式南轅北轍，再度證實貝克的看法。
「相互碰撞的風險文化與現實」的概念可以有效解釋政治上的分歧，無論是美國的紅州與藍州*，或是各國公民間對恐懼與期待的鴻溝。政治人物關心選民對風險的看法，他們會助長或淡化對風險的恐懼，來影響選民的判斷。國家的未來取決於公民與領導者能否在諸多議題上達成共識，包括：能容忍哪些風險、希望盡量消除哪些風險。討論全球性風險也一樣，我們必須將各國的風險態度納入考量，用全新視角看待國際談判，來達成原本看似不可能的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