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或許是一個有情調的國度，但這個國度中的人並不擅長調情。在流傳下來的浪漫主義作品中，許多理應是調情的情節多半表現為調戲，用今天的視角看都屬於性騷擾。作者讀聖賢書，寫出滿紙荒唐言，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這些在今人看來經典的作品，在當時的社會評判體系中是通俗文學，有為迎合受眾而蓄意增加淫樂粗俗橋段之嫌；二是古代社會完全由男權主宰，男性擁有話語權，掌握著定性某種行為的權力。以清代為例，女性被調戲，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換回法律對騷擾者的制裁。
殺人牌坊
清代係少數民族執政，民間文化仍然以傳統儒家文化為主，社會文化主題以家庭為核心，提倡婦女守貞持節。社會文化對女性貞潔的重視、制度對貞潔的推崇和維護，增強了女性在受到性騷擾、性侵害時的羞恥感。
清朝入關之初，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傾向於從嚴處置。性犯罪案件按照「威逼人致死律」，處斬刑。按照《大清律例》，「若因行姦為盜，而威逼致死者，斬。監候。姦不論已成與未成，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例如，《明清檔案》載順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廿四日案例，直隷呂名全窺見侄女呂大姐獨居室內，入室摟抱並扯退呂大姐衣褲意欲強姦，呂大姐高聲呼喊，被其兄呂化聽聞，趕回家中，呂名全逃跑。呂大姐含羞愧恨於次日清晨自縊。呂名全擬合依「威逼致死」處斬監候。清律沿襲明律，「威逼致死」的立法意是嚴懲豪強暴徒，如果是強姦未遂而適用此法，實際上量刑偏重。
隨著清代政局逐漸穩定，關於法律的適用也出現了變動。到了雍正皇帝時，強姦未遂受害人羞憤自盡的，雖說後果嚴重，但將受害婦女死亡作為量刑要件被認為對罪犯太過嚴苛，遂於十一年（1733年）增添一條律文：「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即羞忿自盡這，俱擬絞監候。」（此條不適用於強姦服制內親屬）同樣是死罪，「絞」留全屍，對於把「死無全屍」當作詛咒的古代中國人而言，與身首異處的「斬」相比是更輕的情節。
雍正皇帝的這次修法引發了一些歧義，原本婦女遭言語調戲並不一定非要以死明志，修法之後，「羞忿自盡」成為罪犯被處以絞刑的前提要件之一，女性不得不以生命為代價作為被侵犯的自我人格的補全措施。白璧無瑕的貞潔已經通過法律深入清代女性理想設定。
《江西省情實重囚招冊》記載，雍正十二年（1734年）趙情三與侄子趙石一在一個院子裡居住，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趙情三見侄子赴省城未歸，侄媳婦喻氏在房中和小姑子五妹作伴。半夜，趙情三掇開喻氏房門，拉扯喻氏的手，喻氏高呼，趙情三逃走。次日，喻氏向婆婆哭訴，婆婆沈氏向族內房長請求處置趙情三，趙情三謊稱與喻氏連夜通姦，你情我願，並不屬於騷擾。喻氏羞忿自殺，趙情三因為侵犯服制內親屬，被處斬刑。性騷擾本就很難保留證據，女性缺乏話語權，一旦被反誣，只能以死換取法律對罪犯的制裁併自證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