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朝，國家為了強化貞潔觀念，旌表自盡婦女。大清律例中有「強姦不從，以致身死之烈婦。照節婦例旌表，地方官給銀三十兩，聽本家建坊」。也就是說，受害婦女以死明志之後不僅可以得到一塊貞潔牌坊，家屬還能得到旌表銀子和埋葬銀子共計約五十兩，朝鮮人俞彥述在《燕京雜識》記述當時清朝民眾生活狀況稱：「或雲以人一年之食，多不過銀子三兩雲。」五十兩銀子對於清代平民的意義可想而知。
乾隆時期，「婦女經調戲羞忿自盡」的案件特別多，經濟因素的加入使得性騷擾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清人方浚師在《蕉軒隨錄·續錄》中引用《律例條辯》稱，男性調戲女性，「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騰穢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手法不同，同理女性自盡的原因也存在不同情況，「或怒，或慚，或邪染，或本不欲生而藉此鳴貞，或別有他顧而飾詞誣陷。」這種敘述代表了士大夫階層男性的普遍憂慮，對於那些有可能本來就有輕生念頭，或是為了獲得旌表的女性，受調戲不過是自盡的藉口，而調戲者卻要因此被斬殺絞死，實在不公平。乾隆朝的另一處立法修改，將強姦未遂從斬改為絞監候或杖一百，徒三年，對性犯罪進一步表現出寬容。在行政方面，強姦未遂受害婦女自盡的，予以旌表；強姦既遂的，婦女自盡則不予旌表，充分表明清政府並不在意婦女的人身權益，在乎的只是觀念上的貞潔。
籬笆，女人，騷擾犯
清代大量女則女訓流行民間，強調男女授受不親，在生活區域也要區分男女活動空間。但這種物理上的隔閡並不容易實現，就北京一城而言，十八世紀已經有超過五十萬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四萬五千人，住房空間狹小，很難實現生活區劃分，甚至不得不「同床共枕」。
《內務府來文·刑罰類》記載了一則控告親兄弟的案例。受害人二妞稱家中兩間房子，父親得了痰症不能起炕，二妞和父親睡一張炕，哥哥二達子睡木床，二妞指控二達子對她進行性騷擾。慎刑司對這個案件的判決是「二達子母死父病，不善撫卹伊妹，屢與爭吵，以致伊妹妄控，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這個判決的奇怪之處在於，既然定性二妞誣告，「不善撫卹」和兄妹爭吵應該不至於被杖打八十，二達子雖然受罰，卻無罪名，性騷擾的指控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城市居民同床共枕，農村夜不閉戶也容易滋生性犯罪案件。《內閣題本刑克·婚姻姦情類》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十四日案件。甘肅如寧縣村民杜潤先與妻子外出探親，家中留婢女三姐一人看家，找鄰人魏榮的獨女足姐伴宿。同村趙雨對三姐時起姦淫之意，是夜潛入，三姐高聲呼叫，趙雨害怕他人聽見，毆傷三姐，強姦未遂。此時足姐驚醒喊叫，被趙雨用刀扎傷，魏榮趕來查看情況，趙雨棄刀逃跑。依照大清律例，只有在出現死傷的情況下，才適用於「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條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清代進入他人家門並不是一件難事。趙雨夜入人家，毆傷他人，又涉及姦情，最後以「強姦執持兇器戮傷本婦及拘捕致傷旁人」被判絞監候，這是一個強姦附帶故意傷害數罪並罰的案件。三姐沒有以死明志，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案件牽連他人，如果是獨居，大概也要添作牌坊才能換來對罪犯的法律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