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打算將性侵害這個祕密帶進棺材裡，一輩子也不會跟任何人說。」
二十年前，我還在實務現場擔任助人工作者時，常聽到性侵被害人這麼說。這句話的背後，代表著他們對性侵害遭遇感到羞愧，覺得說出來只會讓事情更糟，因此下決心要隱瞞這個祕密一輩子，被害人的沈默使得性侵害問題延遲發現及犯罪黑數問題嚴重。
性侵害的議題在過去是不可言說的社會禁忌，被害人常以為只有自己一人受害，以為是自己的錯，困在祕密圈的被害人輕則有自我形象問題，重則成為精神疾患的大有人在。近年來，性侵害相關的資訊和知識在社會中相較過往已能普遍、自由的討論及流通，相關的資訊和知識可以更自由的在社會中流動及取得，並且有空間讓知識重新建構，並發展或引進新的性侵害防治相關知識。這對於打破被害人孤立狀態及釐清責任歸屬錯在加害者有很大助益。
台灣防暴論述的轉變
台灣在1995年以前，官方、部份民間基金會與坊間出版品的防暴論述主要偏重「個人層次防暴」，且多數仍以「女性」作為主要的「防暴者」，此一現象正呼應「個人層次防暴」多以「女性」可能成為「被害人中心」的說法。主流的防暴論述以被害者學中「避免被害」的思考角度出發，這樣的思考模式與鼓勵女性自主或破除女性被動、柔弱、需要被保護等刻板印象有扞挌之處，故而無形中會限制女性的自由成長與發展空間。大多數的台灣婦女對於周遭的環境存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對於有哪些跟自己有關的法令與權益也大多不清楚。顯示過去的防暴論述徒然造成婦女恐懼，卻未提升婦女對自我保護之內在力量。
此外，早年台灣防暴論述主要是以「陌生人強暴」作為防暴的前提，然而事實卻是高達八成以上的加害人是被害人原來認識之人，只強調陌生人的防暴論述反而讓社會大眾忽略了更重要的認識人的性侵害預防工作。1995年後，勵馨在累積實務經驗發現兒童性侵害、認識人性侵害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進行兒童、認識人性侵害防治之相關社會教育宣導，初期有些民眾對於談及認識人性侵害問題，會有反彈，如認為這樣的宣導會造成師生、親子關係的不信任，但在客觀數據與愈來愈多實例被報導後，兒童及認識人的性侵害問題已獲得社會的重視，在政策支持下，目前各級學校已普遍落實教導學生有關性防暴相關知識。
而後台灣發生幾起重大強暴事件，引發防暴論述的改變；如：民國1994年師大強暴案、1996年彭婉如命案，及白曉燕命案中，陳進興在逃亡過程中，仍犯下多起性侵害此事件，是防暴論述改變的幾個重要分水嶺。1996年底，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女士命案發生後，部份新興的民間防暴論述急速竄起，主張採行「社區觀點」的防暴取向，強調「社區自治」與「社區警政」的重要性，並鼓勵社區女性參與社區治安會議，進而貼近「女性生活經驗」，符合女性人身安全的保障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