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掛掉電話時,並不是想當個渾球。管理機關在盡他們的責任,而且做得很好。而我也在盡我的責任,保護公司及員工。我在思考,若是摩根士丹利垮掉, 會對人們造成什麼衝擊。
對我而言,把公司交給摩根大通,或是宣告破產,是同一回事。在我看來,無論哪一種,都是在簽發死刑執行令。我心愛的公司將不再存在,而成為鬼魅。我看得出來,我的拒絕讓在場每個人為之振奮。我從他們的姿勢和表情可以得知。大家都把身體向前傾,不再露出驚恐的樣子,似乎有所期待。氣氛轉變了。突然間,我們不再等著被執行死刑。
我看得出來,大家變得更有勇氣了。我們拒絕A計畫—把公司賣給傑米,而我們完全不知道B計畫是否行得通。但是管他去死,總之我們又拿回命運主導權,甚至覺得搞不好能度過這次難關。
半小時過後,我和信雄在講一通決定生死的電話。我身邊只有保羅.陶柏曼及其副手李紀媛(譯名,Ji-Yuen Lee)兩人。門是關著的。透過翻譯交涉需要高度集中精神。我先說話,等30秒讓翻譯說。接著信雄說,然後我聽翻譯的內容。在這往返當中,史黛西敲門進來。「提摩西.蓋特納在電話上。他要跟您說話。」 她說。
「告訴提摩西,我會回電,我正在和日本人講電話。」
我回到和信雄的對話上。我說一段,我等待,我聽對方說,就這麼來來回回。史黛西又進來了。這次她說:「鮑爾森部長在電話上,他想和您說話。」
「跟他說我會回電。我正在跟日本人講電話。」
三分鐘過去,史黛西又來了。「提摩西.蓋特納在電話上。他很堅持現在就要跟您說話。」
我看著史黛西。我正在講一通或許是我整個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電話。我正努力交涉一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交易,這筆交易可能會拯救摩根士丹利。我不會掛斷三菱執行長的電話,只為了遵照指示,再次打電話給傑米.戴蒙。
我遮住話筒。「叫提摩西滾蛋。」
結束通話時, 我相信我和信雄已經達成初步共識, 同意三菱將以高達85億美元的價格,買入公司最多20%的股權。我們期待立即簽定意向書。
但是,我的工作還沒結束。高西慶和他的團隊還在隔壁。身為執行長,我知道我是傳達這個消息的唯一人選。我到會議室去,告訴他們,我們剛才和三菱已經做成了交易。他們在盛怒下收拾東西直奔機場。
星期天晚上將近九點半時,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打電話來,通知我們已經准予我們要求,與高盛一起成為銀行控股公司。在此前一天,蓋瑞.林區已經填寫申請表,那是一疊有兩英寸厚的文件。我們不再是SEC監督下、受輕度規範的投資銀行。我們現在的監管機構是聯準會,它將對我們行使更加嚴厲的掌控。另一方面,我們從此能夠接觸聯準會貸款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