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沒有辦法做非常多產品，我就是把知識工作做好，小孩子養好，這一生也就差不多。」她說。
「40、50歲的時候，如果有機會像麗君那樣再出來奉獻（編按：台灣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我覺得也很不錯，但那是之後的事。」另一位讓她深受啟發的女性人物是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Pelosi 生了五個小孩子之後才出來從政，你看她現在80歲，穿著粉紅色套裝及細跟高跟鞋，健步如飛，仍然非常有影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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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菁芳說，不是每個女人都要生小孩，但是她從這些女性前輩身上發現，當了媽媽還是有機會「把每一階段的事情做好，把所有想做的事情做到」。
「人生很長，女性的平均壽命又比男生長一截，放在整個人生的 scale 來看，我有足夠的時間去把我這一生要做的事情都做完 。」
什麼是「女性主義」？日常裡實踐各種可能性
採訪尾聲，許菁芳意味深長地指出，我的問題「很有趣」：我似乎假設母職是一種「負擔」，好像一個女人的人生應該以職涯為中心，母職則是來競爭她精力和注意力的附加產品。
坦白說，我確實沒有預料，前來採訪女性主義前輩如何兼顧家庭與工作，會得到「工作產能退讓給母職也很合理」的答案。
許菁芳反問我：「你覺得什麼是女性主義？」她的語氣溫柔舒緩，觀察卻敏銳又一語中的。她理解我潛意識裡對母職的敵意從何而來：父權社會千百年來壓抑女性走入公領域，而女性好不容易走出家庭，卻因母職選擇放下公領域成就，豈不可惜？
但她用自身經驗告訴我，女性主義要拒絕的不是母職本身，而是拒絕任何「女生應該如何」的單一想像。所謂女性主義，不就是在日常裡實踐各種可能性嗎？
「我可能要比男性學者更努力一些才能獲得肯定，但我已經這麼優秀了，我不介意多優秀一點，」許菁芳笑道。她不擔心自己的職場成就，反倒珍重那些父權社會不重視的工作，例如母職和照護。她看見的，不是女人因為母職失去了什麼，而是她們因為母職創造了什麼。
「每個女人的一生，都可以自由選擇跟組合自己的 identity，因為人的一生本來就是各式各樣的創造，」她說，「 也許我們可以更加平等地來理解女性各式各樣的角色。 」
「當然，關於母職還是有很多受害犧牲的集體記憶，但是創傷要在創傷裡療癒，」許菁芳說，「做媽媽可以是一件很 powerful 的事。在我們現在的時代意義下，尤其如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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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走走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婦權基金會攜手合作，延續「菁英媽媽的選擇」系列專輯，繼續分享關於母職與職涯交會點的生命故事，盼望所有已經踏入或尚未婚育的女性，都能從她們的故事中找到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