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親吻了他的手。
在那一刻，我們祝福了彼此。
沒有死亡陰影下的悲傷與恐懼，我們就像來自地球兩端的忘年之交，一起在瑞士飯店有著美好陽光灑落的花園裡，吃了一頓愜意的午餐。
英國團隊抵達飯店，得知我們已先採訪後，英國導演卻說：「我們沒有拍到，這不算是正式的採訪，我們不會用。」
當時我其實有些沮喪，我認為不可能有比這更好的採訪。那是在如此自然下發生，不是刻意裝模作樣的產物。
我不懂為何英國團隊堅持要再另做一次專訪。雖然我內心糾結著，但尊重英國導演的決定。
此刻，出發前的疑慮又回到心中：我在這個團隊中的定位是什麼？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記者還是主持人？是一名觀察者？一個好奇的民眾？我到底是誰？……
生命的歡樂頌
巴塞爾第二天，英國導演安排了一些採訪行程，包含當天上午的正式記者會，以及機動性訪問陪著大衛來巴塞爾的護士、死亡醫生菲利普等相關人士。
由於時差，第二天早上我四、五點就醒來了。採訪都安排在白天，這對我來說反而是很好的生理時鐘，早起我能有充分時間靜心，或是準備當天的採訪。
當我們抵達記者會現場時，陣仗之大，彷彿全世界的大媒體都來了。美國CNN、英國BBC、澳洲ABC、路透社……原本就不大的宴會廳擠得水洩不通，但東方面孔只有我們。幸好，在亞洲能確保我們是獨家。
大衛由孫子陪他到現場，孫子也是從另一個城市特地飛到瑞士，陪爺爺走完人生。
雖然會場內擠滿媒體，但氣氛卻瀰漫著一股凝重，有種山雨欲來之感。
一名記者打破沉悶的氣氛問大衛：「在您的最後一刻，您會放點什麼音樂嗎？」
大衛說：「我應該會放《歡樂頌》。」
說完，大衛竟大聲唱出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中的《歡樂頌》。他的歌聲，鎮住了現場所有人。
瞬間，會場內彷彿亮了起來。這顯示大衛仍是活力充沛，他並非虛弱到必須結束生命的老人。
而這反差，又更加突顯這整件事的荒謬，與考驗著我們一般人對死亡甚至是安樂死的認知。
接下來，我們打聽到大衛的孫子可能會推著爺爺去附近植物園散心。這段出發前的空檔我們訪問了護士，我問護士：「為什麼大衛的家人沒打算幫他請二十四小時的看護？或許他就不必面對跌倒三天後才被發現這件事。」
但護士反問我：「換作是妳，妳想要嗎？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著妳，盯著妳的吃喝拉撒睡，妳想過著這樣的日子嗎？」
我被護士問倒了。
對於家中長輩，我們理所當然認為要全天候無微不至地照顧，這似乎就是最好的安排，但我們從來沒有問過長輩：你們想不想要？
會不會長輩為了讓晚輩不那麼愧疚，把自己的尊嚴放到一邊了呢？這麼一來，反而是強加壓力在長輩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