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在空房間中偶遇讓娜，很快就把她抱起來。翻雲覆雨時，兩人都穿著衣服。之後就是每天像臨到世界末日般地瘋狂做愛。保羅沒有與讓娜交流的意願，他對讓娜的追逐非常強橫，到抹黃油後入的疑似肛交時，就變成了徹底的強姦。在這裏，角色之間的性與權力的話語與導演對演員的權力話語複雜地扭結在一起。
「五月風暴」中「我越革命越要做愛，越做愛就越要革命」的口號將馬克思與佛洛伊德完美結合。貝托魯奇的這一曲探戈舞雖然完成於 1972年，但它是1960年代末期席捲全球的左翼社會運動的文化遺產。這裏有「五月風暴」的思想後浪，也有電影人與紐約東村的嬉皮士運動、伯克利反戰遊行的對話、應和。
貝托魯奇作品中不止一曲性愛狂舞，它們有時並不直接指涉任何政治現實，但它們都具有強烈的反文化色彩。到了《戲夢巴黎》（The Dreamers 2006），裏面的政治辯論和文革話語讓我想起戈達爾的《中國姑娘》，演員們在那裏頭誦讀列寧語錄，揮舞紅色毛澤東語錄。一直有人說「五月風暴」和美國的嬉皮士生活是當代理想主義掀起風雲，我卻懷疑那更多是吸食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名牌精神鴉片後被催發躁動。要看看當時爬到大學樓頂扔石頭的傅柯和前幾天在巴黎街頭點火的群眾，法國式的革命激情有時令人生疑。
這位導演是三P情境愛好者。《1900》中，出現兩個男主人公和一名性工作者性愛場面。中國放映的《末代皇帝》版本中，溥儀、婉容、文秀三人一起在淺黃絲綢牀單下滾動的鏡頭被剪掉了。飾演婉容的女演員陳沖回憶，「拍攝時貝托魯奇在旁邊看著特別羨慕，然後說我也好想鑽進來」。《戲夢巴黎》中，導演更上層樓，他把三P情境與隱晦的兄妹亂倫故事、曖昧的同性吸引扭結在一起。
《月亮》（La luna,1979）的反文化色彩更為濃厚。就像帕索裏尼在《俄狄浦斯王》裏所做的探討，貝托魯奇在這部作品裏挑戰或者觸摸了人類文明中的亂倫禁忌。為了安撫毒癮上頭的兒子喬，母親卡特琳娜為他手淫。在電影資料館上課時看到這個場景，我吃驚得有點反應不過來，她在幹嗎？
紫禁城的明黃綢緞與義共黨員
義共黨員的身份使貝托魯奇得以進入故宮舞動黃綢。
根據我做的電影人口述歷史研究，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在會見胡耀邦時給了他一張紙條，大意是我們有個黨員是導演，想來中國拍電影。胡耀邦在這紙條上批了一行字轉給了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後來貝托魯奇拍攝時拿著一封合拍公司的介紹信函，在他的姓名後面特地用括號註明：義共黨員。
電影學院的張獻民教授向我介紹，來中國前，貝托魯奇跟好萊塢製片商合計好了，要拍攝一部關於中國的大製作巨片。他帶著法國著名作家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人類的命運》（la Condition humaine，英文翻譯書名為：Man's Fate）。這本書描寫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和國共兩黨鬥爭，這個題材沒獲得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