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是現代詩人為安定自己的騷動靈魂而寫的，最精彩、最迷人的現代詩幾乎毫無例外，都有著強烈「為自己而寫」的動機，不同於傳統詩「為他人而寫」的出發點。
出於「為自己而寫」的安魂需求，現代詩理所當然運用了詩人的「私人語言」，他和自己的對話，他為了自己而或勇敢或膽怯或囂張或絕望地和外在世界對話，要能發揮這種給自己安定心魂、至少是找到一種發抒騷動不安心情的作用，他無法用普通的、一般的語言。
閱讀「真正的」現代詩，我們沒有理由、沒有必要、沒有資格去問：「為什麼你寫的詩我看不懂？」你看不懂，就表示你不是他的讀者，你身上沒有他的不安、他的焦慮，沒有他要自我克服的那份「現代艱難」。
現代詩人最難的，不是掌握一套固定的寫詩技法，不是贏來讀者、和讀者溝通，而是說服自己、和自己溝通。
讀現代詩，不是去感知詩人要跟我們說甚麼，而往往是驚異、意外地發現他所表現的，不管用怎樣的形式，直接撞進你的心中，釋放你自己壓抑的焦慮，或替你描述了、表達了你內在自己都不知該如何讓它成型的曖昧、隱晦情愫。
許多現代詩的共同作用，在於說服詩人自己：這個世界，不管如何瑣碎、無趣、危險、滑溜、醜陋、扭曲，仍然是值得忍耐的，值得繼續跟它周旋下去，仍然有機會找到一點安靜安穩。和詩人活在同樣的時代、類似的環境中，有著同樣的懷疑、類似的沮喪，我們讀到他們寫的詩，也就跟隨著被「安魂」了。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黃金十年」間寫現代詩的這些詩人，是台灣歷史上最不安、最焦慮的一群靈魂。他們成長在一個不知和平為何物、不知「正常生活」為何物的中國社會。先是抗日戰爭，接下來立刻爆發了國共內戰，戰爭不放過他們，緊追著他們，而且戰爭給他們帶來愈來愈深的困擾與痛苦。
前面，抵抗日本人，打日本人，至少還有一個比較簡單、比較清楚的立場；後面，變成了中國人打中國人，不再有那麼非打個你死我活的理由，偏偏還是進行了兩不相容的死活爭戰。
更慘的是，他們屬於打敗仗的那方，屬於「你死」而不是「我活」的那一邊。年紀輕輕地，他們就被死亡的陰影追趕著，離鄉背井逃到台灣來。台灣是從北而南、從西而東的逃亡路線上的最後一站。再往南，就只剩大海了；再往東，也就只剩大海。逃難逃到台灣，意謂著退無可退，意謂著規避毀滅的最後一個牆角。
這樣的生活，惶惶不可終日。不能向前想，因為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沒有未來；也不能向後看，因為那是徹底改變了，回不去的家鄉。可是他們又能有怎樣的現實呢？貧窮、艱困、挨餓、受凍、撤退、奔逃，還有，一個陌生、敵意的新居地。
